花旗跌入低價股行列，今昔對比足以令全世界唏噓。花旗銀行代表著在星條旗下“美國模式”取得非凡成就的典型，從“皇冠上的明珠”到跌入低價股行列堪稱“花旗之殤”。有學者直言，花旗今天的窘境，一方面是世人不認為花旗的損失已暴露完畢，另一方面，大家還認為銀行所依托實體——美國經濟本身出了大問題。
美國經濟究竟出現了什么問題？上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回到了近似于古典自由主義的階段。古典自由主義崇尚的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體系”，格林斯潘是自由市場體系的信徒，正是在他執政美聯儲19年時間中，利率一降再降，金融衍生品飛速發展，形成以“兆億”美元為單位的市場，從而催生非理性繁榮，隨著房價泡沫的破裂引發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貝爾斯登、雷曼兄弟、花旗集團、AIG等著名的國際大公司相繼陷入泥淖，整個美國經濟及金融體系都搖搖欲墜。
花旗之殤還投射了現代金融理論的缺陷，對利潤的無止境渴求已經讓美國投資機構不滿足于靠基礎業務賺辛苦錢，而是在資產定價和風險管理模型的掩護下，涉足高風險業務，高風險的次級貸款被包裝了無數次，雖然讓投行們賺足了利潤，卻萬萬沒有想到為次貸危機打開了地獄之門。
資產定價模型是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基礎，雖然它沐浴著諾貝爾獎的光環，數學邏輯漂亮嚴謹，但是一個龐大的模型涉及無數的假設，任何一個錯誤的假設都會引起最后定價極大的謬誤。正如華爾街日報所反思的那樣：“整個智慧大廈在2007年夏天倒塌了，因為我們輸入這些模型的數據只包括過去20年過度繁榮時期。”
自由市場體系遭到挑戰的同時，中國模式也引起世界關注。就在花旗跌入仙股行列之時，工行中行建行市值卻成為全球前三甲。與美國經濟遭遇的挑戰不同，中國的經濟雖然在2008年同樣遭遇了一次嚴寒襲擊，但遠遠不到金融危機的程度，金融體系依然穩定。實際上中國經濟自2000年開始保持了一個長周期的上升軌道，對這樣一個封閉多年、人口眾多的大國來說，取得這樣的發展實屬不易，難怪一位經濟學家要說“中國一定做對了什么。”
中國做對了什么？西方分析家的解讀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北京共識》的作者雷默教授將中國的發展歸結為：“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政治學教授賽謬爾·亨廷頓曾冷眼旁觀拉美、非洲和亞洲的政治發展，認為自由市場體系并非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缺乏信用文化的發展中國家更需要一個“務實管用”的政府。分析家們都注意到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政府對市場積極引導所形成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對一些在發展道路上存在的問題及時修正、調整，盡管有時這些平衡還很脆弱。
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讓資本主義從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轉為主張政府干預凱恩斯主義。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神原英資認為，這次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當前的金融危機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崩潰，今后將摸索實行政府部門在不抹殺市場職能前提下施行干預的“修正市場主義”，并向“修正市場主義過渡”。（屈紅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