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二十國集團(G20)第二次峰會4月2日將在倫敦舉行。隨著會議日期的臨近，重建全球金融體系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呼聲再起。
事實上，就在去年11月于華盛頓舉行的G20第一次峰會上，面對當前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異常嚴峻的挑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發表宣言承諾，加強合作，努力恢復全球增長，實現世界金融體系的必要改革，防止類似危機再次發生。此間輿論普遍認為，華盛頓峰會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拉開了序幕。時隔數月后，倫敦峰會將就如何改革當前金融體系問題可能形成進一步共識引發各界期待。
“改革當前金融體系以使之適應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要求，是華盛頓峰會所取得的共識，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訴求。但在如何進行改革，尤其是具體到如何加強金融監管、國際金融機構的決策機制改革，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本位制改革等問題上，一些國家間還存在較大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何德旭對本報記者說，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仍在肆虐，并由金融市場逐漸向實體經濟蔓延，此次危機暴露出國際金融體系的一些問題，需進行必要改革，包括強化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國家的國際責任，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逐步改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金融組織、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鼓勵區域金融合作，提高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他認為，“此次倫敦峰會如何能在敦促二十國工作組在一些實質性問題上進一步探討并取得突破，包括建立新的工作機制，是應對金融危機的需要，也是各國目前共同的期盼。”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以美元為首的國際貨幣體系得到了發展，但IMF和世界銀行的作用始終受到制約，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充分說明了國際金融機構在危機中的乏力。因此，構建新的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至關重要。”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貴認為，當前，亟需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投票權基于經濟規模的分配原則，重新審核基金份額、擴大基礎投票權。在設計份額和投票權及其分配的過程中，既應該反映已有經濟規模的總量指標，還應該前瞻性地考慮能夠反映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指標，從而保證制度設計的前瞻性和動態的公正性，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及相應的話語權。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否定權，并加大對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和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督和預警，以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必須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對本報記者指出，美國金融危機之后，由于匯率激烈波動所帶來的負增強機制明顯，從而暴露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以主權信用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因此世界各國希望有一種有效的國際儲備貨幣來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就建立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可能性，他認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但創造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將需要很長時間。短期內，國際社會至少應當承認并正視現行體制所造成的風險，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困境，應更多地考慮如何面對既有的現實，并在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上尋求現實目標之路。這樣，理想才能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采訪中，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勢在必行，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訴求。但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不會一蹴而就。一方面，現有的世界金融體系實際上也推動了各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或者說，各個發展中國家都是現行金融體制的受益者。要完全脫離現有的金融秩序，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十分困難。但是，對現行的國際金融格局進行部分修正完全可以。另一方面，政治、經濟、金融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其他國家在全球管理方面要有更大參與，他們也就要承擔更大的職責。顯然，從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等綜合實力看，還是有困難的。趙錫軍主張，構建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必須提升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的知情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必須得到充分體現。只有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才能營造出有利于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記者 宋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