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能兌現公眾的這個冀望，那這個峰會將會非常圓滿。但實際上，從目前媒體的報道分析，各主要經濟體釋放的信號離這個目標尚有相當大的距離。如果說各方從自身利益出發闡述主張無可非議，那么只顧眼前利益而討價還價，不從宏觀上檢討導致危機的政策弊端就是不可原諒的。
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這本來就是不爭的事實。但自危機爆發以來，卻出現了各種關于危機肇因的匪夷所思的推論，其中最著名者莫不是中國過度借貸給美國才導致危機這一“高論”。這或許是學富五車的西方經濟學家們經過復雜的模型推斷得出的“科學結論”，但卻是普通人按常理難以理解的。
全球儲蓄失衡是客觀存在，但正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所說，美國本輪低儲蓄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而東亞國家儲蓄率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儲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
當一些人試圖把公眾的注意力從危機的發源地轉移到別處時，他們似乎還“忘記”了一個事實：由于“美元獨大”，一國儲蓄的增加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單純地將美國的“低儲蓄、高消費”怪罪于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給人的印象只能是危機發端者缺乏自我檢討的勇氣。
事實上，金融危機已經暴露出整套西方金融監管理念和體制的致命缺陷：一些發達國家過分相信市場的調節和自我修復能力，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不幸的是，市場的主體是人，人對資本的貪欲是無限的，這種貪欲會把理想化的市場破壞得面目全非。現在我們遭受的，就是這樣一個惡果！
打包，出售；再打包，再出售。當美國金融市場上的衍生品發展到極致的時候，有報道說連設計者們自己也已搞不明白其中的奧妙。這個時候，監管者在哪里呢？應該說，監管的缺位是這次危機爆發的最致命一環。
如今，各國都在采取財政、金融措施拯救經濟，但這只能是“救急”。制定理性的發展政策才是長遠之計，尤其是在所謂的“市場”體系下，瀕臨破產的金融企業拿政府的救市資金來發獎金的時候，管理者更應該意識到消除政策上或制度上的弊端是多么重要。
危機之所以爆發，之所以飛快地蔓延到全球各個角落，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各國以及相關國際機構在機制和政策上的弊端。除發達國家過度迷信市場致使監管缺位外，能源大國受害于經濟支柱的單一，發展中國家則因過度依賴出口而遭到波及。所以，結構調整不僅僅是某個國家需要做的，全球各國都需要從政策層面考慮經濟結構的調整。
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也應該是各國需檢討的對象之一。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不是最先提出超主權儲備貨幣設想的人，但當他把相關論文貼到央行網站上后，立即引起美國和歐洲的強烈反彈，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個有影響力的國家以及著名經濟學家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持贊同態度。至少，這可以成為二十國集團峰會的一大議題。
金融危機仿佛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各色惡魔傾巢而出，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反傾銷、安全標準等等都是為維護國際貿易而制定的政策，但當危機到來的時候，它們被濫用而成為貿易壁壘，使政策上的漏洞暴露無疑。應當看到，很多國際規則“一刀切”地應用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二十國集團峰會為解決全球經濟難題提供了磋商平臺，各方應珍惜這次機會，坦誠相對，在“救急”的同時，多進行政策層面的檢討，為全球經濟今后的發展消除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