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最新報道，G20峰會召開在即，二十國代表團懷著各自的期待抵達倫敦。從全球經濟刺激計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到改善金融監管，整個世界都在關注占全球GDP近90%的G20成員將在哪些問題上達成共識？此次G20峰會上一個熱點話題，明顯與中國聯系在一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峰會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和副總理王岐山分別在央行網站和《泰晤士報》撰文，呼吁改革IMF，并推動IMF在世界經濟中獲得更大作用。中國此言一出，立刻引發全球范圍的熱烈討論，新興市場國家對此普遍支持，而歐美決策者則出言謹慎。

　　在隨布雷頓森林體系誕生的兩大機構——世界銀行和IMF之間，中國同世行合作較多，同IMF的關系則相對疏遠。此次，中國決策者對IMF表達的興趣和期望前所未有，王岐山表示中國除了要求增加對IMF帶表決權的出資外，還愿意買入IMF債券，以擴大IMF資金池。周小川甚至進一步希望通過IMF及其管理的特別提款權(SDR)的轉型，以SDR取代美元作為世界的主要貨幣。

　　但現實中的IMF和中國期望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首先，今天的IMF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際組織——IMF成立60多年來發揮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并且近十年來進一步被邊緣化。1945年，IMF成立時，人們對其設想是保證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平價制度的穩定，即在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扮演匯率穩定者角色。然而IMF的存在并未防止美元同黃金，西方主要貨幣同美元間的固定兌換率在上世紀70年代瓦解。IMF此后逐漸轉型為“救火隊長”——為發生金融危機的成員國提供緊急援助。但IMF在撥出援助貸款的同時，通常對成員國提出附帶的經濟改革條件。在1997/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就對IMF“貸款+藥方”的做法非常不滿。此后，很多亞洲國家都吸取教訓增加外匯儲備，避免被迫求助于IMF。

　　其次，IMF內部成員國份額和決策權分配的不對稱，長期以來限制了IMF作用的發揮。發達國家一直在IMF份額和投票權中占主導地位(美國和西歐合計份額超過50%)，對決策有決定性影響，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代表性嚴重不足，如中國的代表權在2007年增加后也僅為3.67%，此前長期不到3%。代表權的不對稱也影響了IMF對成員國的監督的公平尺度。IMF一直強調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監督，但卻對在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中具有系統性影響的發達國家，尤其是對金融中心和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監督不力，對離岸金融中心、稅收天堂、對沖基金等國際金融市場新的不穩定因素，沒有實施有效監管。而主導IMF決策的發達國家基于其成熟市場機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建議，難免受到抵制。

　　再次，以IMF現有的財力，還難以承擔重構國際貨幣體系的大任。雖然，IMF擁有的總份額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包括折合2135億美元的SDR)，但與今天國際金融市場的規模和此次金融危機的范圍相比，都顯不足。1945年，IMF成立時，其基金規模大致相當于全球貿易額的40%，今天這一比例已經降至不到3%。僅去年對冰島、烏克蘭、拉脫維亞等陷入匯率危機的歐洲國家的緊急援助，IMF就耗資近500多億美元，這些貸款顯然無法在短期內回收。日前，有報道稱IMF正考慮出售400多噸黃金儲備，以增加可用資金，進一步折射出該組織的資金困境。即使，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愿意支持IMF發債融資(IMF歷史上還沒有發行過債券)，其償付能力也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目前條件下，中國想改造IMF機構內部復雜的利益格局，爭取到與經濟實力相稱的話語權，同時確保權利與義務平衡和對IMF出資資金安全的原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必然包括大量艱苦的談判，和同歐美大國間的利益博弈，這些目標，G20峰會只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相比駕馭IMF復雜的決策程序，短期之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更有助于實現中國改造國際貨幣體系的目標。近期，中國央行連續同馬來西亞、印尼、阿根廷等六國央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即是一個積極信號。此外，推動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的使用，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也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