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麗：“國際化”需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短期內可能性還不大。一是中國經濟還存在比較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說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投資比例過高必然造成產能過剩，對外部市場有過多依賴。中國經濟轉型，就要使消費占到總需求的三分之二，建立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同時，高新技術、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要有較大提高，不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以及對環境的傷害。所以，人民幣國際化一定是建立在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的。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一個規模巨大、流動性良好、具有成長性的資本市場，美國具有這樣的條件，而歐洲其實還不具備。比如歐元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一個統一的資本市場，特別是國債市場難以給全球的央行作外匯儲備投資，所以，在這一次危機當中，歐元就像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一樣起伏較大。
人民幣若要成為全世界人們愿意持有，乃至作為國際儲備的貨幣，在制度方面也需要有比較大的推進。經濟轉型、資本市場和制度建設這三個方面都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完成，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的內外兼修的過程。
魏尚進：資本項開放未必是現階段首選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與經濟學教授、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魏尚進表示，理論上說，資本賬戶開放可以使某一個國家或企業融資成本降低。但實證研究很難找到資本賬戶開放促進經濟較快發展的有力證據。從這個角度出發，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不一定是貨幣國際化的很重要的先決條件。國際貨幣對外部資本的波動沖擊敏感度加大。比如中國的資本，現在是半開放，相對偏重于對外商投資(FDI)的開放。很多國家資本開放之所以出現不太理想的情況，主要是在非FDI開放方面過于著急。資本項開放，需要國內金融監管的水平、力度、質量得到提高。現階段中國有很多改革需要做，因此，資本項開放未必是首選。
麥金農：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很有必要
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建議，人民幣與美元實行穩定匯率，不僅有利于中國出口，也有利于美國經濟穩定。
他說，中國首先要考慮匯率。中國長期實行固定匯率，于是美國經濟學家還有政治家開始聲稱“中國操縱貨幣，旨在獲得貿易順差”。他們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麥金農認為，一個國家貨幣升值并不一定就會減少順差，而且升值以后會帶來一種混亂：很多熱錢都涌入了中國，中國央行看到人民幣單邊升值必須進行大幅干預，不得不買入美元，這樣造成大量外匯儲備，然后又不得不凍結這些貨幣，發了很多債券，并提高中國商業銀行儲備金率。而且在這一過程當中貿易順差仍然在攀升。
麥金農說，去年夏天國際金融危機進入第三個階段，美元在外匯市場上對英鎊、法郎、歐元、加拿大元均大幅升值。到了7月，中國央行抓住了這一機會，穩定人民幣匯率。現在熱錢已不再涌入，甚至有一些私營資本流出中國。外匯儲備也停止較快攀升，央行可以在國內投放更多信貸。這對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意義非凡。
如果中國和美國兩大經濟體把匯率固定，就像一個錨一樣，可以使經濟穩定，也可以遏制其它貨幣相應貶值的步伐。人民幣國際化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還是很有必要的。 （記者陳韶旭 唐瑋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