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蔓延引發權威金融機構全面下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測之時，包括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內的眾多經濟學家開始反思GDP的可信程度。
或許，這個已經沿用多年的經濟指標并不能全面、科學地反映世界經濟活動的真實面目？或許，過分信任GDP導致經濟層面中真正需要關注的領域被忽視？
經濟“衛星云圖”
自從引入應用以來，GDP勾勒經濟活動全貌的作用好比“衛星云圖”之于氣象狀況。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紐約經濟學教授西蒙·庫茲涅茲應國國會議員要求，負責編制一種能反映經濟全景的指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這一指標終于問世，即沿用至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經典經濟學定義，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一般而言，GDP共有四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包括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額(出口額減去進口額)，用公式表達為：Y=C+I+G+(X-M)。
GDP的計算方法清晰明了。因為以自由市場價格水平為統計基礎，GDP計算結果客觀可靠，統一的標準也有利于各經濟體橫向比較。
半個多世紀以來，GDP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能夠反映一國經濟運行狀況，還被視作衡量國力強弱與財富多少的標準。有人甚至將GDP比做描述經濟概況的“衛星云圖”，不僅顯示當下經濟狀況的完整圖像，還能預測未來經濟走向。
有了GDP的幫助，決策者可以判斷經濟是萎縮還是膨脹，是嚴重衰退還是受通脹威脅，需要予以刺激還是加以控制。如果沒有GDP這樣的總量指標，政策制定者很可能陷入雜亂無章的數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6年報告特別指出，GDP仍然是衡量各國經濟水平至關重要的指標。
當前這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前景黯淡，美國、日本和西歐等發達經濟體的GDP收縮顯著。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之下，GDP的可靠性遭到質疑，“重建GDP”成為不少經濟學家當前的關注熱點。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以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馬蒂亞·森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首的24名頂尖經濟學家將在今年4月出臺報告，探討改善GDP的可能性。
增長幻象
GDP這一相對客觀指標的引入，對促進各國經濟發展功不可沒。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指標的諸多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
目前任職紐約大學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作為評價經濟狀況的指標，GDP一直存在缺陷。當前金融危機令GDP的不足之處更加顯眼。“這場危機顯示，美國的GDP數據完全錯誤，”他說。
“看到美國自2000年以來的GDP增長，不少人說：‘你們增長迅速，我們得加以仿效。’但這并非可持續、公平的增長方式，”斯蒂格利茨解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人們的處境已經比2000年差遠了，對多數美國人而言，這是衰退的10年。”因為GDP的誤導，美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只是一種幻覺”。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GDP的缺陷在于沒有考慮社會發展因素。GDP只是一個數量指標，而不是一個質量指標。GDP沒有考慮國民收入的分配，也沒有對經濟活動的價值進行道德判斷。
例如，政府建造監獄的支出與創辦大學的支出沒有區別；處理核事故的花費和對太陽能項目的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幾乎一樣。更不用說，從地底開采石油只會被看成增加國民財富，而不會被認為是資源損失。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只關注經濟增長卻忽略社會發展是GDP應用的主要缺陷。
去年出席美國參議院聽證會時，美國作者約翰遜·羅指出，機械地計算經濟產出并不能真實反映一國的發展水平。依照這種計算方法，接受昂貴治療的癌癥晚期患者和花費無數打官司的離婚者都是促進GDP增長的“英雄”。
“接下來，我們將聽說‘疾病引領的經濟復蘇’，”羅說：“為了刺激經濟，我們只要鼓勵人們生病。”
法國全國統計和經濟研究所調查法國家庭2001年到2006年的支出狀況。結果發現，由于房屋價格和住房成本大幅增加，法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在5年內減少了近一半。這段時間內，雖然GDP數字顯示法國的整體財富增加了，但法國家庭卻感覺實際生活水平卻下降了。
全國統計和經濟研究所主任讓-菲利普·科蒂說：“GDP本意在估量生產和經濟活動產出，并無意對社會安康作出評估。”然而，“如今不少影響社會安康的層面高于或超出GDP的覆蓋范圍，因此有必要對GDP加以完善。”
尋找新尺度
因為不滿于GDP概念的缺陷，斯蒂格利茨和森等24名科學家在去年響應法國政府倡議，致力于制定一種能夠更加全面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
斯蒂格利茨和森等經濟學家為此探討了三個方面的議題：如何改善GDP標準？如何將新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因素計入GDP？如何創造新的指標以評估生活質量？
目前任職哈佛大學的森說，委員會不大可能“發明”單一指標取代GDP，而將建議以類似“汽車儀表盤”的多項經濟指標為衡量標準。在這個“儀表盤”上，GDP仍是關鍵指標，但環境和生活質量等因素也將加入其中。
森解釋，新標準的制定不僅考慮到市場作用，也計入經濟活動中人的因素，從而引導決策者全面平衡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當金融危機肆虐全球時，選民最關注的可能是如何保住工作和收入。經濟復蘇之后，如何實現有利社會并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則可能成為關注焦點。
科蒂則認為，改善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計算GDP數據時分類更加細化。第二，新指標應該納入更多非市場行為，例如人均休閑時間和兒童看護等因素。按照傳統的GDP計算方式，照看兒童和看護老人對經濟增長并無貢獻，但對社會和家庭卻頗有價值。
實際上，聯合國早已試圖用指標方式評估各國的生活質量，并編制出基于死亡率、文盲率等指標的“人類發展指數”。參與編制這一指數的森說，反映GDP所忽視的社會問題時，這些指數非常有價值。他還強調，教育機會平等和社會正義對于制訂經濟政策同樣至關重要。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世界各國都在探索走出GDP的迷思。其實，GDP的締造者庫茲涅茲早就警告這種經濟指標的局限性。他在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報告中說，GDP既排除了做家務等無法計價而又具有社會價值的活動，又不能計算經濟和人力資源的損耗，“因此一個國家的幸福與繁榮幾乎不可能由GDP表現出來”。
尋找衡量社會財富的新指標時，經濟學家也在反思如何為商品和市場行為以外的行為和物品定價。空氣和江河湖水當真免費嗎？污染、噪音又當如何計價？藍天、白云等自然美景的價值又該如何體現？或許，GDP為人詬病就在于它沒有計入經濟增長對環境、自然資源、社會發展和國民生活的負面影響。（作者:田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