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聯儲去年底就曾聲明，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量化寬松有本質不同，不會通過印鈔來增加負債。現在看來，既然美聯儲將購買3000億美元的國債并額外購買8500億美元的按揭債，而這大多數需通過印鈔來支付，那跟日本并無本質差異。倒是歐洲央行盡管也面臨經濟衰退和通縮風險，卻不僅仍維持了比英美更高的基準利率，而且也沒有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沒有債務貨幣化操作。

    我國已實行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旦美元貶值引起通脹抬頭，我們將面臨輸入型通脹和國內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需求拉動型通脹的雙重壓力。因此，筆者以為，歐美貨幣政策重心的差異，值得我們思考，并從中尋求維護國家利益的對策。

    在歐洲，通脹猛于虎。而在美國，通縮猛于虎。這種不同的背后，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在歷史上，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對通脹危害的記憶刻骨銘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后，德國被迫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并支付戰爭賠款，隨之通脹失控，德國馬克急劇貶值。德國馬克從1923年初的7300馬克兌1美元到當年底貶至1300億馬克兌1美元。因此，在堅守貨幣紀律、反通脹方面，歐洲央行在發達經濟體中是最堅定的。另外，歐盟成員國之間簽署有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成員國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這一限制，強化了歐盟統一貨幣的信用基礎，長遠來講為歐元幣值的穩定創造了條件，同時消除了歐洲央行債務貨幣化的融資壓力。

    而美國人歷史上更多的是關于通縮危害的深刻記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物價上漲15%，但經濟仍然蓬勃發展，但其后由于美聯儲提高貼現率，導致通貨緊縮，商品價格從1920年的峰值下降近50%，制造業產量下降了42%，失業率達到11.9%。美國社會對此付出了巨大代價。隨后美聯儲降低貼現率，消除了1920年至1921年的衰退，造就了沸騰的20年代。但20年代末開始的大蕭條帶來的螺旋式債務通縮，實際GDP下跌超過25%。美國經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真正走出需求不足的泥潭。上世紀70年代的通脹，盡管造成了經濟增長的停滯，但通過物價控制，特別是80年代初的貨幣緊縮，通脹得到了控制，并沒有動搖美國經濟的根本。

    在政治上，美國政府擴大債務并無制度上的約束。目前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額超過53萬億美元。巨額的政府債務和私人債務的高企，使美國政府有巨大的政治誘因制造通脹，因為通脹會降低債務實際價值，有利于債務人。對政府而言，通脹可以使政府用更廉價的美元償還政府債務。對美國公民而言，通脹可以減輕個人債務，同時還會使資產的名義價格上漲、制造泡沫，造成虛假繁榮。格林斯潘在其早期論文中曾說“通脹是秘密的財富充公計劃”，這是對債權人而言的。對美國債務人而言，通脹及貨幣貶值則是秘密的債務充公計劃。

    對于美國在政治上有足夠的動機制造通脹并使貨幣貶值，由Addison Wiggin和Kate Incontrera合著的《I.O.U.S.A》和比爾·邦納與安迪森·威金合著的《債務帝國》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使得美國制造通脹的代價可由全世界分擔。在美國政府制造通脹并使美元貶值的歷史中，有三個舉措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將CPI構成中的租金取代房價，以減少房價變動對通脹的影響。目前，在美國的CPI構成中租金占近40%，由于租金相對固定，特別是低利率保持了較長時間，更多租房者成了購房者。美國前總統布什曾在2002年10月宣布“要使每個美國人擁有他們的住房”。住房擁有率提高導致房屋租賃需求下降，促使租金下跌，進而CPI不上升，美聯儲也就失去了加息理由。因此，美國房地產泡沫是與美國CPI構成的變化及通脹政策有關的。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及其他西方學者指責中國的高儲蓄壓低了美國的利率并造成資產泡沫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所以，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亞洲的高儲蓄只是提供了一根繩子，上吊的是美國人自己”的比喻，可以說擊中要害，十分深刻。第二，是美聯儲使用了扣除能源與食品價格變動的核心通脹概念，并將之作為制定貨幣政策的重要參照目標，這樣政府就可以自欺欺人了。但問題是能源、食品價格現在更多受貨幣、特別是美元幣值的影響，這在石油及其他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所以，核心通脹在通脹治理和控制中有相當程度的誤導作用。第三，是美國自2006年后不再公布貨幣發行量M3。由于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導致美國新增貨幣中有相當數量流向了全世界，減輕了美國CPI上行的壓力，也減輕了濫發美元的政治和社會壓力，但卻極大地增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間接增加了其他國家的通脹壓力。

    根據米塞斯的商業周期理論，通脹及資產價格膨脹會向資本市場發出錯誤信號，引發不當投資，加速商業循環。在目前美國應對危機的政策思路下，新一輪通脹周期不可避免。我們不能不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