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領導人倫敦峰會前后一系列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措施表明，"一場全球性的危機，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發端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應對，將使世界經濟形勢、全球治理模式、國際關系格局等都出現新的變化，并產生遠遠超出危機應對本身的影響。
一、國際合作的新進展及其局限性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深，各國進一步認識到，危機已經"影響到每一個國家男女老少的生活，所有國家必須攜手進行解決"。與此相對應，各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協調行動。倫敦峰會同意：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可用資金提高兩倍，至7500億美元；支持2500億美元的最新特別提款權（SDR）配額；支持多邊發展銀行（MDB）至少1000億美元的額外貸款；確保為貿易融資提供2500億美元的支持；為最貧窮國家提供優惠融資。這些協議共同組成了一萬多億美元的扶持計劃，將為全球經濟注入新的動力。事實上，在推出上述扶持計劃以前，各國已經采取了各種措施，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其他各項舉措的國際合作程度也日益提高。所有這些行動，共同組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復蘇計劃。
在倫敦峰會上，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拒絕貿易保護主義繼續成為各國的共識。峰會重申：不得針對投資或商品及服務貿易設置新的障礙，不對出口施加新的限制，不得推行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措施來刺激出口。各國承諾，以"合作的、負責任的態度來實施所有經濟政策，顧及這些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防止貨幣競相貶值，繼續致力于達成一個積極和兼顧各方的多哈談判協議。
當然，國際合作遠不能代替主權國家自身復蘇經濟的努力。即使是引人注目的超過萬億美元的注資計劃，基本上也是通過國際組織給受影響最大的不發達國家使用的，在解決特定國家非常緊迫的銀行危機和財政危機方面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但是，對于各主要國家有毒資產的剝離、金融體系的穩定和重建，特別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復蘇，目前國際合作的新進展和現實水平，其意義也更多地在于向市場注入信心而非資金。
此外，國際合作并未消除國際競爭。在倫敦峰會召開前夕，各國訴求和利益的沖突被一覽無余：美國和英國希望各國政府增加刺激經濟的支出，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希望對金融部門實施更嚴格的監管，新興經濟體則希望獲得更大發言權。盡管峰會期間與會者做出了幾乎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妥協，但是沒有人會相信大國的分歧自此煙消云散。
面對大約25年來首次全球性衰退，保護主義也更具滋生的土壤。倫敦峰會后，歐美國家仍然可能利用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社會責任，以及WTO允許的例外條款等各種不同形式保護本國貿易。值得注意的是，倫敦峰會領導人聲明在承諾不會退而奉行保護主義的同時，特別強調"不能采取限制世界范圍內的資本流動--特別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的措施"，相對而言，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力"流動--特別是向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流動卻沒有受到相應的關注。這樣的細節也反映了當今世界話語主導權的現實，對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來說，也的確具有深意。
二、全球治理的新動向及其矛盾性
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國際關系格局的重大調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問題逐步浮出水面。
但是，全球治理與國家主權存在著內在矛盾。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稱，為確保受援國償還貸款的能力，要求受援國必須推進私有化、市場經濟體制和自由貿易，甚至建立與之相應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政治狀態"，包括政治合法性、社會秩序和行政效率，等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年來實行的"（貸款）條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事實上將全球治理與善治（good governance）掛上了鉤。問題在于，這樣的掛鉤非但沒有帶來"善治"，反而常常加深借款國家的危機程度，甚至造成社會動蕩。上世紀90年代，這樣的理論和實踐引發了廣泛爭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也一度因此在發展中國家臭名昭著。
由于各國普遍認為，金融業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監管措施的重大失誤，是導致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因而，在構建更加強有力的本國監管系統的同時，為全球金融系統建立更加強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和系統性的、通過國際社會一致認可的、高標準的監管框架，以重建信任，走出危機，就成為各國領導人的共識。由此，全球治理思想可能再次受到青睞。
作為倫敦峰會后的一項直接行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不久前發布最新稅收表現評估報告，將菲律賓、馬來西亞、哥斯達黎加和烏拉圭４國列入"避稅天堂"的"黑名單"，認為他們拒絕履行國際通用稅收標準，包括金融信息及稅收體制不透明，稅率極低甚至不征稅，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組織和個人避稅、洗錢提供方便，損害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等。該報告還將38個國家和地區列入"灰名單"。由于倫敦峰會同意對拒不合作的"避稅天堂"實施強硬的制裁措施--包括撤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投資，所以該報告在國際社會引起不小震動。作為目前銀行保密最嚴格的國家，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也不得不表示，將逐步適應倫敦峰會的決議。
倫敦峰會決定建立一個新的金融穩定工作組（FSB），作為金融穩定論壇的繼任者，這個工作組包括所有20國集團的國家、金融穩定論壇成員、西班牙和歐盟委員會。金融穩定工作組的職能是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就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提出預警，并提出必要的解決方案；尤其是要加強對所有重要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監管與監督，這里首當其沖的是對重要的對沖基金的監督與監管。
當然，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言："在圍繞G20會議展開的政策論戰中，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少數幾個確定無疑的勝利者之一，該組織正一邊獲取更多資金，一邊降低貸款申請的難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增強貸款能力的同時，倫敦峰會決定大力鞏固國際金融機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對這些機構進行現代化改革，包括其授權、規模和治理，增強其長期相關度、執行效力和合法性，使之適應世界經濟的變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戰，有效幫助成員國和股東管理危機并防范未來的危機。峰會決定，通過提高戰略遠見和決策水平來增強這些機構的信譽和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也可能被給予更高的參與度。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得的最新進展來看，包括它新推出的靈活信貸安排（FCL）以及對貸款和限制條件框架的改革等，都有助于它適應各國的需求，尤其是外部資本從銀行和企業部門回撤時面臨的問題。倫敦峰會表示支持墨西哥尋求靈活信貸安排的決定，其實，排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門口的隊伍可能還會加長。
如同"新干涉主義"理論曾經為失去對手的"北約"賦予新的使命一樣，再度受到青睞的全球治理思想也可能為失去"革命方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來新的生機。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包括新建立的金融穩定工作組，以及被賦予監督各國擯棄保護主義情況責任的"老牌"國際貿易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履行各自全球治理職能的展開，全球治理與國家主權之間的內在矛盾性可能會有新的表現。
倫敦峰會領導人聲明稱，一方面是"基于市場原則"的"開放型世界經濟"，另一方面是"強有力的全球機構"的"有效監管"，這是"可持續性全球化發展和所有各國日益繁榮增長的唯一可靠基礎"。照此看來，設想中對于國際金融危機始作俑者的"全球監管"，搞不好最后變成了大國通過全球治理來"監管全球"。
三、可持續發展的新機遇及其復雜性
倫敦峰會領導人聲明有一段充滿感性的表述："我們相信，繁榮是不可分割的；這種增長，如要持續下去，就需要共享；我們的全球復興計劃，其核心包括那些勤奮工作家庭的需求和就業，不僅在發達國家，而且也在新興市場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不僅要反映今天人們的利益，而且要考慮子孫后代的利益。"
這就是說，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適應全球化的新挑戰，促使各國領導人正在就有關經濟活動可持續性的一些關鍵價值和原則，達成某種全球性共識。各國領導人表示，將支持就經濟活動的可持續性問題進行討論，以期形成一個"憲章"，并就此問題在下一次會議上做進一步討論。這是一個常常被人忽略、其實相當重要的動向。
從目前情況看，美國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源地，遭受損失首當其沖；但另一方面，遭受損失最嚴重的可能倒是"震中"之外的地區，比如傳統的西方大國、新興經濟體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特別是最貧窮國家在這場危機中遭受了過重的沖擊，促使各國領導人承認，"共同負有減輕本次危機對社會影響的責任"。在倫敦峰會上，各國領導人承諾提供500億美元來支持低收入國家的社會保障、促進貿易和安全發展，加大對低收入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新興市場的扶持力度。
作為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各國在不斷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還特別強調"以最佳方式使用資金，以達成幫助經濟有活力、可持續且綠色復蘇的目標"。在倫敦峰會上，各國領導人重申"在化解氣候不可逆變化威脅方面的承諾"，并表示將致力于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達成有關協議。
倫敦峰會結束后，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紛紛推出新一輪的經濟刺激方案或舉措。值得注意的是，各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并不僅僅著眼于傳統產業的救助或同質的重復，而是試圖借此機會進一步推動產業升級；或者說，各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并不僅僅著眼于目前的脫困和走出危機，而是試圖在救助之中為各自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持久繁榮奠定基礎。
從國際機制的角度說，不僅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作用得以凸顯，各國還設想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建立有效機制，監控當前危機對最貧窮和最脆弱國家的影響，包括設想國際勞工組織和其他相關機構共同工作，對涉及促進就業的各項行動進行評估。倫敦就業會議和羅馬社會峰會發布的公報和它們所提出的基本原則也得到了各國領導人的認同。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及其可能達成的有關協議也蘊涵深意。聯合國"全球契約"近日甚至在中國部分城市和企業取得進展。
迄今為止，對于類似的國際機制安排，對于相關國際文件中的"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一類看似原則性的表述及其背后可能暗含的實質內容，我們認識和研究得相當不夠。如果放在更大的視野中，一個涉及政府、國際組織、國際公民社會等各方在內的全球治理結構正在隱然形成。這樣的全球治理結構對于國際事務的處理，甚至對于傳統上屬于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處理，都將以我們不曾料想的速度，產生我們可能不曾料想的重大影響。
四、權力轉移的新趨勢及其長期性
在協調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包括窮國在內，必須有更大的話語權和代表權，這樣的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各國承諾堅決執行2008年4月達成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額和話語權改革的方案，并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額審查；承諾大力實施2008年10月通過的世界銀行改革方案，爭取在2010年春季會議上，就發言權和會議代表改革的問題有進一步的推進；同意國際金融機構的首腦和高級領導層必須履行公開、透明的選舉過程；就提高國際金融機構的反應速度和適應能力進行深入改革；等等。一項直接的結果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由歐美國家執掌的慣例在理論上將被打破，新成立的金融穩定機構也可望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但是，權力轉移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例如，輿論注意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倫敦峰會獲得增資，大量分攤注資義務的國家肯定會提出在該組織擴大發言權的訴求，并要求加快改革進程。事實上中國在倫敦峰會前就發出了一系列改革的聲音。按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表決規則，對重大事項的表決必須得到85%以上的贊成票才能通過。作為該組織最大的份額擁有者，美國占有16.77%的投票權。這意味著美國事實上享有一票否決權。美、日、德、英、法五國共計更是達到了近40%。中國僅為3.66%。倫敦峰會決定的注資是否和投票權掛鉤、如何掛鉤，目前還沒有細節性的東西。包括中國在內，即使一些國家的投票權因此而有所提高，現存的權力分配格局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很難出現根本性改變。針對份額和投票權的改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更不可能因此而迅速從根本上撼動現存國際金融秩序。
如果這樣的判斷成立，那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越強大、地位越提高，實際上美國以及西方大國對于世界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領域的控制力也就越強化，只不過這樣的控制和"領導"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新形勢、大背景下得以增強的，而且打上了全球治理的旗號。新興市場國家的發言權并沒有得到多大改善。
除發言權問題外，創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呼聲在倫敦峰會前后也一度成為輿論跟蹤的熱點。美元一定意義上堪稱"世界貨幣"，但美國的貨幣政策卻過多地考慮自身利益，而不顧及美元貶值或美國國債收益率下跌可能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元資產的債權國產生的嚴重負面影響。美國政府采取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增發美元，在市場上一度引發恐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呼吁改革美元壟斷的國際貨幣體系，甚至提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設想，這當然具有其合理性，也起到了讓世界各國更加重視這一問題的作用。不過，美元的地位短期內依然無法被取代，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從理論上說，美聯儲大規模擴張基礎貨幣當然會轉化為美元貶值的壓力，進而可能危及美元地位。但是，貨幣供應量只是貨幣幣值的決定因素之一。在當前形勢下，美元仍然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政治、軍事霸權所支撐，在全球危機之中仍然比其他貨幣具有更強勢的地位，得到更多的追捧。從長期來看，如果美國和世界經濟進一步復蘇，則包括美國以外國家的經濟增長、全球貿易的增長、對儲備資產的選擇等，都會不斷產生龐大的美元需求，并對美元形成支撐。從國際政治角力的角度看，西方大國對超主權儲備貨幣基本上持抵制態度，這和新興市場國家對中國一定程度的呼應形成了對比。
由于形勢尚在急遽演變之中，因而去做關于美元地位的判斷，無論結論如何，都多少有些"不明智"。不過，考慮到中國龐大外匯資產的結構，即使我們判定美元的最終崩潰不可避免，現實的和明智的博弈策略也仍然是在"維穩"之后再擇機化解風險，而不是急于"推倒重來"。試設想，就算我們真能迅速建立一種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不管是以特別提款權還是以別的什么方式，對于中國式的龐大外儲來說，它意味著什么？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尷尬局面。套用最近一本暢銷書的書名來說，中國人可以"不高興"，但中國人不可以"不理智"。
事實上，中國有著很多更具現實性的選擇。中國與東盟建立的自由貿易區可望從2010年啟動，其規模將超過歐共體和北美洲，成為全球第一。這樣的機制安排當然有助于推動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貨幣互換，也會有助于亞洲各國有效規避金融風險。類似格局如果進一步向亞太地區或者更廣的區域擴展，則中國的回旋余地和整個國際經濟環境就可望大大改觀。近一時期來，推動周邊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試點，推進人民幣和有關國家貨幣互換等進展順利，證明上述路線圖是可行的。
結論是，從基礎性工作做起，漸次推進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擴大人民幣的地區影響力，不斷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逐步形成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格局，直至水到渠成，最終從根本上改造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既可以為我們化解外儲風險贏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也從根本上有利于實現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軟著陸"。（作者：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