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對市場熱議的貨幣戰話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但隨著日本等國競爭性貨幣貶值政策的出臺，全球范圍內貨幣貶值序幕已徐徐拉開。日元等貨幣的貶值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引發市場的廣泛關注。

　　隨著歐美經濟體連續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日本央行開啟的“無期限”寬松貨幣政策，一些經濟體貨幣相繼貶值的趨勢日漸明顯。數據顯示，盡管2月份美元有所走強，但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元指數已從近84點高位回調至80點位置，而日元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則從去年9月至今大幅貶值約17%。此外，受日元貶值影響，韓元等貨幣紛紛走軟，貨幣貶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漸顯。“盡管我們不能將當前東亞地區的貨幣形勢稱為‘貨幣戰’，但某種程度上的競爭性貶值已經逐漸浮出水面。”招商銀行高級金融分析師劉東亮認為。

　　發達國家貨幣的競相貶值，對以出口為主要拉動力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不言而喻，一些發展中國家擔心上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的貿易戰又將重演，擔憂流動性的泛濫將沖擊本國實體經濟。對此，日前閉幕的G20會議就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達成共識。而中國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G20會議上也提出，發達國家應妥善處理好財政整頓與經濟復蘇的關系，在促進短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中期財政可持續，并減少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負面外溢效應。“日元貶值所帶來的外溢效應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會給其他國家造成升值壓力，甚至引發匯率戰、貿易摩擦升級；二是加劇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波動性；三是導致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從而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帶來輸入性通脹壓力。”中國社科院世經所國際投資室副主任張明指出。

　　根據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的估算，人民幣對日元升值20%，將大致對應我國實際有效匯率上升1.5%左右，可能造成我國實際出口下降約2.5個百分點。但彭文生同時也認為，在中日雙邊貿易上，由于對日出口的重要性已大幅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日元貶值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我們預測今年中國對日本出口量可能出現最多4個百分點的小幅回落，其對食品飲料、動植物產品、木制品和紡織品等部分行業影響稍大。而在向第三國出口方面，日元貶值將給我國印刷機械、汽車零件、電視和晶體管領域出口帶來競爭。”彭文生指出。

　　除了貿易渠道的影響之外，日本極度貨幣寬松政策還會通過資金跨國流動來影響我國。但彭文生認為，日元地位與美元地位相差懸殊，此次日本貨幣放松力度也小于美國，故其影響也小于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