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開會議部署今年下半年經濟工作時指出，要規范發展資本市場，逐步拓寬個人投資渠道，研究建立規范的地方融資渠道。與此同時下發的金融“國十條”，其中一條也明確要求“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由此可見，黨中央、國務院近期針對資本市場發展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其主旨都是在于強調要在規范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

　　毫無疑問，經過20多年的迅速發展，我國資本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在經濟金融體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我國資本市場正處于“新興加轉軌”的階段，市場上出現的一些違法違規現象不僅嚴重扭曲了價格信號，使金融資源發生錯配，也嚴重影響了市場的規范運行和健康發展，并且損害了資本市場的社會形象。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還有為數不少的違法行為并未得到及時查處；另一方面，隨著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市場規模將繼續擴大，違法案件還會增多。

　　與此同時，由于社會法治意識比較薄弱，致使監管執法受到干擾、違法成本低、問責不及時等現象也普遍存在。

　　無“規矩”不成“方圓”。一個規范健康的資本市場靠什么來維護和保障？加強監管執法是十分重要的方面。縱觀全球各資本市場無一不具有對法治的依賴性，因而必須不斷推動法治建設、加強監管執法，以保障市場運行不“脫軌”。同時還應看到，與其他要素市場不同，資本市場“既高效，又脆弱”的雙重性十分突出，如果沒有有效規則，或規則得不到遵守，逐利的資本就會沖破誠信的底線，輕則導致市場萎縮和停滯，重則滋生和傳導風險，危及經濟運行和社會穩定。這也決定了要發展資本市場，就離不開法治，更離不開監管執法。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和法國先后發生股市“泡沫危機”，引發全國陷入政治動蕩，主要原因就是早期市場依靠自發自律調節，操縱、欺詐行為容易泛濫、失控；美國1929年爆發股災，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前100多年的歷史中，既沒有統一的成文法規，也缺乏出面維護市場秩序的公共機構。與此同時，也正是由于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才促使羅斯福政府痛定思痛，制定了一系列證券法律，并設立美國證監會專司監管執法之責。

　　資本逐利的本性還決定了信息欺詐、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投機違法行為是市場的伴生物，具有長期性、固有性，不會因為市場成熟、加強管理就能夠完全徹底地消失。因而成熟市場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加大執法力度的過程。香港特區經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后，為提高執法能力，借鑒英美國家的經驗，增加了證監會多項權力，包括過去只有司法機構才可以行使的傳喚權、搜查權、扣留權。最引人關注的是，香港證監會于2004年獲得對3年以下刑事案件直接“入稟”法院的權力。

　　我國的資本市場雖然起步較晚，但具有明顯的后發優勢。在當前形勢下，要樹立持續不斷加強監管執法的治市理念，努力構建符合國情的資本市場執法體制機制，以提高運用法治思維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推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首先，建立健全“主動型”立法保障機制，加大制度供給力度。資本市場的立法修法，需要反映商事規則創新多、變化快的特有規律，增強主動性、靈活性。當前重點要抓緊修訂《證券法》，并以《期貨條例》為基礎，加快制定我國期貨市場的基本法。

　　其次，建立健全“高效型”行政執法機制，提高監管作為能力。尤其要進一步加大稽查執法力度，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大幅提高違法失信成本，堅決查處大要案；進一步充實執法力量，保障執法人員安全；向優化流程要效率，解決好日常監管、自律監管與稽查執法的職能邊界及相互配合的問題，建立統一的違法線索監控監測平臺，實現調查、審理、移送等執法過程標準化。同時要建立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舉報激勵機制，提高案件發現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制約型”查審分離機制，提高行政執法工作水平。“查審分離”的目的是從不同角度對違法事實認定和法律應用進行把握，彌補執法環節中的不足與漏洞，既最大限度地提高執法的科學性和公允性，又形成內部制約制衡機制。

　　第四，建立健全“緊密型”政府部門協同機制，提高風險防范和處置能力。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需要全社會共同構建“大監管、大執法”格局。要加強政府部門信息共享，促進部門協作，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同時還要鼓勵自律組織等社會力量采取多種方式廣泛參與，共同維護市場秩序。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新定位、新部署，已經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監管部門、市場參與者以及全社會需要共同行動起來，切實維護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和投資者合法權益，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