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金融改革頂層設計，建議成立國務院領導下的統一金融監管行政協調機構，將目前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統一聯系起來。”今年兩會上，民建中央即將提交的這份提案直指金融改革。

　　這份提案的背后是，金融改革在小步邁進之后停滯不前。業界普遍認為，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鎖定，推動監管改善和準入放松，仍是擺在中國金融改革面前的難題。

　　溫州金融改革、深圳前海金融試點、利率市場化破冰、麗水農村金融試點……2012年，中國金融改革四面開花，但實際效果如何呢？溫州日勝小額貸款公司總經理陸榕對溫州金改這一年的感受是：沒什么改變。

　　溫州樣本“遇到難處”

　　2012年3月，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溫州金改正式拉開序幕。

　　對于溫州金改這一年，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金融改革已經快1年了，依然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遇到了很大的難處。”2012年11月底出臺的《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被業界人士評價為隔靴搔癢。

　　在周德文看來，民間資本參與設立金融機構方面沒有取得突破，民間資本直接設立金融機構，哪怕是小銀行，依然進入不了；此外利率市場化沒有試點；個人資本、海外直投已經列入試點，但至今沒有實際操作規則；而在監管方面，地方金融監管合法化現在還處于很尷尬的狀況，盡管溫州設立地方金融監管局，但其合法性沒有得到明確。

　　利率問題和準入門檻是橫亙在小額貸款公司轉向村鎮銀行面前的兩大阻礙。溫州日勝貸款公司總經理陸榕說，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貸款利率受到限制，不能像小貸公司一樣達到基準利率的4倍。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轉為村鎮銀行，陸榕還需要放棄公司的控制權。按照現在的規定，村鎮銀行發起人須為商業銀行，民資被嚴格限定參與額度。這意味像陸榕這些小額貸款公司的創辦人只能為他人作嫁衣。

　　“只要是發起人放開了，其實那些經營上的難題都可以想辦法，都可以去闖一闖，但現在明顯是不劃算的買賣。”陸榕說。

　　據了解，原本瑞安華峰小貸公司想成為“正規軍”的積極性最高，溫州市政府也曾意欲借此樹立示范效應，但在發起人、控股權、監管方等制度“天花板”長期無法突破之后，該公司意欲借道香港成立專業財務公司。

　　溫州市長陳金彪上周公開發言時稱，溫州金改已經開了一個很好的頭，但地方金融監管合法化、民資參與設立金融機構遭遇“玻璃門”，以及小額貸款公司、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的稅收優惠等問題，還有不少法律政策障礙，正待突破。

　　金融監管分權之爭

　　從溫州金融改革，到最新的深圳前海特區，金融改革“自下而上”的試驗接連不斷，但突破性的成績很少見到。

　　在溫州，稅收和銀行進入門檻依然限制著小貸公司轉型。

　　陸榕的小額貸款公司所面臨的稅負問題就是一例。陸榕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稅有營業稅5.7%，利潤25%繳納所得稅。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資本金回報率大約是10%-12%，這是在沒有考慮壞賬風險的情況下。“一般人感覺利率很高，是銀行基準利率4倍，是高利貸，但實際收益并不高。”陸榕說。而這些并非溫州當地政府能決定的。

　　周德文認為，阻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國家的相關部門沒有松綁放權，仍然按照現有的法律政策，不允許有突破，二是地方政府沒有大膽改革，有畏難的情緒。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曾剛認為，我國金融集權式的管理影響到了金融改革的進程。這個難點不僅僅在溫州，其他地方金融改革試點也都存在。在關系到金融體制最根本的一些政策上，包括許可證的頒發，金融許可，包括利率市場化這些最根本的，都是由中央部門來控制的，這使得地方推進金融改革的難度大增。

　　中投副總經理謝平在他組織的課題《中國金融改革方案：2013-2020》中建議，金融監管不應該高度集中，要將地方政府納入監管體系，發揮其積極性。但謝平也指出，放給地方政府一定的監管權也面臨問題。在中國的地方金融機構中，比如城商行等，地方政府間接控制著這些金融機構，利用這些機構為地方政績服務。如果地產政府在產權不退出的情況下進行監管，會出現風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認為，中央應當給地方政府一定的授權，把基層的準金融機構、準金融活動的監管權交給地方政府。否則在基層就會出現監管真空，垂直的中央監管部門鞭長莫及，而地方政府又沒有獲得授權，于是就只熱衷于鼓勵發展，但不承擔相應的監管責任。

　　利率市場化推進緩慢

　　除了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受阻，自上而下的一些重大議題同樣推進緩慢，其中包括從90年代開始陸續推進的利率市場化。

　　在2012年，央行將存款的浮動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的浮動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這被視為是打破銀行壟斷的一次有力嘗試。在今年兩會上，利率市場化仍然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全國政協委員，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前總裁梅興保認為，利率市場化的步子“邁得不快”。他認為利率市場化要有配套政策，比如利率市場化之后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加了，就要出臺金融機構的破產重組政策，存款保險政策。

　　此前招行行長馬蔚華也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金融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是利率市場化。作為銀行的經營者，馬蔚華希望有更多的金融制度改革保證銀行的可持續經營。市場化脫媒，隨著市場化加快，銀行的金融中介地位在降低，銀行的份額減少了如何讓銀行可持續增長，利息收入減少了非利息收入怎么來？目前的利息收入很困難，而且經常被批評為亂收費，但是“倒臟水不能把孩子一塊倒出去”，怎么樣厘定其中的界限，這樣才能適應現在的開放形勢。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他就提交了關于放開銀行綜合化經營的提案，建議允許銀行涉足信托、證券、保險等領域。

　　相關配套制度的難產也是利率市場化進程緩慢的重要原因。2007年年初時，國務院法制辦、央行、財政部等機構就開始聯合草擬存款保險條例，當時一度傳出存款保險制度即將推出。

　　從2007年以后，存款保險制度幾乎年年出現在央行年度工作日程中，但迄今未能推出。

　　存款保險最初不能被立即推行，主要受限于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低。2006年時任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稱，銀行業撥備覆蓋率不足60%就實行存款保險制度，會創造巨大的道德風險。當時的全行業撥備覆蓋率不足30%。但目前銀監會的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超過了150%，存款保險制度仍未能推出。

　　金融“大部制”探討

　　現有的“一行三會”體制是否能勝任新的金融業態監管，分業監管如何協調應對，成為改革中的又一大難題。

　　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曾是《基金法》修訂的牽頭人之一，她曾表示，在修訂證券投資基金法時，非常苦惱地發現，“所有金融機構都從事一項業務——信托，只不過金融機構不愿意承認罷了”。

　　從實際情況看，以前不被認可的平安模式，保險、銀行、證券、信托全面發展的混業態勢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青睞。一大批金融控股企業應運而生。

　　吳曉靈認為，銀行業太強勢，已經在擠占非銀金融機構的市場，制約非銀金融機構的發展。

　　一位銀行人士告訴記者，以溫州金改為例，主要是央行牽頭在做，央行行長周小川還親自到溫州進行調研座談，但是業界普遍關心的村鎮銀行的設立條件問題，則是由銀監會主導，一項改革需要多部門之間的協調。

　　實際上在中國的金融市場改革中，具有話語權的不僅僅是“一行三會”，在企業發行債券這件事上，發行短期融資券由央行管理，期限更長的企業債則由發改委管理，上市公司發行的公司債則由證監會監管，金融企業的次級債則由銀監會審批。

　　民建中央今年提交的兩會提案中建議，強化金融改革頂層設計，建立金融監管跨部門行政協調機構。提案指出，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盡管中國人民銀行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以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形式建立了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但至今尚未建立起長期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機構。建議成立國務院領導下的統一金融監管行政協調機構，將目前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統一聯系起來，共同制定金融和資本市場運行中的各項規則，以推進金融改革。

　　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大部制已有動議。今年兩會上，政府部門大部制初步框架將揭曉，金融是否會率先大部制改革還不得而知。此外，市場傳言稱周小川將留任央行行長一職，或許也是為金融大部制埋下伏筆。

　　民間借貸大事記

　　2006年12月20日

　　銀監會出臺文件，支持境內外銀行資本、民間資本等到農村地區投資、新設銀行業金融機構。

　　2009年6月

　　銀監會允許經營良好的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

　　2007年3月1日

　　我國首家村鎮銀行四川儀隴惠民村鎮銀行正式開業。

　　2012年5月

　　銀監會調整了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要求，由不低于20%降低到15%。

　　2008年5月

　　央行與銀監會下發文件，引導資金流向農村或欠發達地區，民間借貸開始陽光化。

　　截至2012年底

　　我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6080家。至今，尚未有一家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記者 蘇曼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