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短期內雖可使出口商品取得相對的價格優(yōu)勢，但是在“兩頭在外”(市場和原料)的貿易結構之下，這種相對的價格優(yōu)勢，極容易經由原材料價格的相對上漲(貨幣貶值導致進口成本相對上升)形成沖銷。

　　雖然人民幣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已累計升值28%，但是，在美國經濟復蘇、以及我國經濟持續(xù)下行之下，這種單向升值趨勢不僅不再持續(xù)，而且已經明確進入拐點期——7月20日，在即期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的最低價為6.3743，較當日中間價6.3112相差631個基點，出現人民幣匯改以來的首次跌停(1%)。

　　實際上，回顧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勢，除歐債危機導致人民幣兌歐元、英鎊相對升值外，人民幣兌美元和日元等全球主要貨幣的走勢，均呈大幅震蕩態(tài)勢。而在我國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出臺前后，因全球資本對我國經濟的風險歸避，人民幣可能已經進入貶值通道——以美元為例，5月2日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為6.2670，而7月23日的中間價為6.3270，人民幣兌美元貶值近1%；再以日元為例，7月23日的中間價較3月21日貶值幅度高達6.8%。

　　人民幣進入貶值預期，令部分樂觀者認為“利大于弊”，其最主要理由為：人民幣進入貶值預期，有利于我國出口商品更具價格優(yōu)勢，從而進一步加大我國的貿易出口量。

　　上述古典經濟學“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的范式，形式上固然是成立的——今年第二季度，我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10.5%，高出一季度近3個百分點，二季度出口順差為682.6，更是高出一季度(6.6億美元)百倍，6月份貿易順差甚至創(chuàng)下近三年半的新高。

　　但是，由人民幣貶值預期所助推的短期出口優(yōu)勢，不僅根本無法持續(xù)，更可能由此加大我國“調結構”的難度。

　　這是因為，我國第二季度出口增速、出口順差的大幅遞增，并非完全因人民幣相對貶值所導致，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要素資源的配置側重于行政主導，在行政主導之下人為壓低相關要素成本，從而大幅強化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yōu)勢。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短期內雖可使出口商品取得相對的價格優(yōu)勢，但是在“兩頭在外”(市場和原料)的貿易結構之下，這種相對的價格優(yōu)勢，因我國對全球大宗商品缺乏價格話語權，極容易經由原材料價格的相對上漲(貨幣貶值導致進口成本相對上升)形成沖銷。

　　此外，在美國經濟相對復蘇、歐盟經濟仍然動蕩不定之下，發(fā)達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持續(xù)加劇，從而導致外部經濟環(huán)境難以對我國出口形成持續(xù)支撐，這從今年上半年我國對歐盟和日本等發(fā)達經濟體的出口增速近乎停滯即可窺之一斑。

　　事實上，在當下人民幣貶值預期形成之下，短期內出口量和出口順差的大幅“雙增”，我們不僅不可以對此沉醉，更不能因此而放松“調結構”的既定目標。

　　而如果從更宏觀的層面分析，在國際資本對我國經濟走勢的風險敞口加大之下，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形成，已真實說明我國經濟進入一個亟須轉型的階段——在這種窘境之下，我們不僅不能沉醉于短期出口大幅增加的快感之中，反而應加快我國經濟“調結構”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