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61年來首次合祭“太平輪”近千名罹難者
太平輪海祭：拼接兩岸記憶
1949年前后，包括退守的國民黨官兵在內(nèi)，來自大陸各階層有近兩百萬人渡海抵達臺灣，他們面對的將是不可預測的未來。太平輪海難，則是這場大遷徙中的悲劇性標志。在戰(zhàn)火頻仍、生命卑微的歷史洪流里，鮮有人留意這一船亡靈，900多人長眠深海。當兩岸的罹難者家屬終于有機會在失事海域祭奠親人，輾轉(zhuǎn)合上這頁歷史的記憶，時光已經(jīng)悄悄走過了61年。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縣白節(jié)山附近，清晨的陽光透過薄霧安靜地落在海面上。五級風，溫度25攝氏度，這是嵊泗海域這幾天以來最好的天氣。在距離白節(jié)山約一公里處，兩艘漁船漸漸地停了下來。其中一艘船上站滿了互相攙扶的老人，船頭飄著的旗幟寫著“太平輪協(xié)會贈”的字樣。老人們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節(jié)山燈塔方向默哀一分鐘。之后，老人們輪流走上船頭甲板，默念給親人的祭文。
此次海祭的發(fā)起人之一、太平輪協(xié)會的秘書長，也是《太平輪一九四九》的作者張典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此次活動，是為尋找兩岸記憶的拼圖。
離散的記憶
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本是就讀于上海中西女中的上海小姐。1948年底坐太平輪來臺后，將身份證原籍從江蘇鎮(zhèn)江改為臺灣苗栗。此后，一直以客家人自稱。1980年代臺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后，司馬秀媛曾拿著發(fā)黃的地契讓張典婉有空去上海看看。等看到女兒從上海拍回來的中學照片，她失聲痛哭。
2000年10月，司馬秀媛在臺灣去世。在一張舊桌子的上了鎖的抽屜里，張典婉發(fā)現(xiàn)了母親與父親在1946年的上海身份證，三根從上海帶到臺灣的金條，一個記滿了上海時光的記事本。張典婉說，“我母親與外婆都是在1948年底坐太平輪到臺灣，生前她有許多關(guān)于太平輪的回憶，她一直覺得自己命大。看到她的東西，我大哭。”一直在臺灣從事媒體職業(yè)的張典婉開始想寫一本有關(guān)家族史的書，書里有十里洋場的上海，有山岳疊嶂的臺灣苗栗，還有一艘從上海開往臺灣的太平輪。
2004年，張典婉參與錄制鳳凰衛(wèi)視《尋找太平輪》的紀錄片，她與制片人洪慧真在兩岸三地尋訪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她說：“自從我開始做這些事情，我生命里的天使一個一個都來了，他們都是我的天使。”六十年來一直隱沒在世界各地的太平輪幸存者、遇難家屬和目擊者陸續(xù)出現(xiàn)，讓艱難的尋找多了一些溫暖和感喟。
“在甲板上像螞蟻一樣跑來跑去”
“那時候我們家就住在白節(jié)山上，我爺爺、父親、叔叔三個人都在白節(jié)山守燈塔，我爺爺是隊長。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爺爺值班。”在浙江舟山市嵊泗縣的一個狹小民居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找到了當年太平輪沉船的目擊者，83歲的周文華。1949年1月27日，大約在晚上十一點左右，周文華的爺爺聽到海上傳來呼救的聲音，急忙命令人們?nèi)O民家里找漁船。”最后大家找到了三條漁船，但是他們商量之后，最終決定放棄救人。因為每條船最多只能裝十人，除去船上的三個人，每條漁船最多只能裝七個人。如果過去救人的話，這三條漁船也會沉。”周文華回憶，“當時白節(jié)山的村民都知道了，來燈塔看。我用望遠鏡能看到好多人在甲板上喊救命、拜菩薩，像螞蟻一樣跑來跑去，不到半小時船就沉了，之后人們都回家了。”第二天天剛亮，周文華爺爺就讓漁船出海救人。但是出事的海面已恢復平靜，什么也沒有。最后漁民們帶回來三只樟木箱子，里面有些舊衣服。這是目前為止，太平輪留下的最后遺物。
十五歲的王兆闌趴在一塊大木板上，也許是漂得太遠，沒有被漁船發(fā)現(xiàn)，而是被一艘路過的澳洲軍艦救起。和她一起被救的，還有另外三十五人。“我落水時還牽著我小妹，一下去我小妹就沒了。我就抓著一個人的腿，我也不知道是誰，那個人就抖啊抖啊，他一把將我拉到一個木頭箱子上坐著。箱子周圍人太多，還沒過一會兒，那箱子就翻了，我就又沉下去了。一個浪打來，我又抓到一塊很大很長的板，上面躺了三個人，我躺在中間，我們?nèi)齻�人沒死。海里面的聲音沒辦法形容，兩三個小時以后就沒有聲音了。”
和王兆闌一起被救起的，還有28歲的葉倫明。葉倫明常年往返于臺灣和上海之間，做羊毛生意。他記得，他落水的時候看見海面上漂著一層毛絨絨的東西——那是自己從上海運往臺灣的羊毛。
而在龍應臺的文章里記錄著也還有人在沉船的一剎那，瞥見包在手帕里的黃金從傾斜的甲板悄然滑落。
太平輪上不太平
1949年1月，淮海戰(zhàn)役結(jié)束，國民黨精銳部隊幾乎被殲滅。解放軍在長江北岸集結(jié)，劍鋒直指南京、上海。從東北、華北、西北等各個戰(zhàn)場敗退的人潮，蜂擁到上海的港口等待赴臺的航船。
1949年1月27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夜。這本是個團圓的日子，但對那些離岸登船的人來說，卻充滿了連年戰(zhàn)爭的焦慮與去國懷鄉(xiāng)的離愁。“兩邊也不知道打多久，所以父親之前就先去了臺灣，把我家的餐廳也搬到臺灣去了。他去臺灣前，還將黃金鑲在自家的墻上，后來才回上海，又一塊一塊取出帶回臺灣。”太平輪幸存者，在臺灣做過圖書管理員的王兆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后來輪到我母親離開時，她這也舍不得丟，那也舍不得丟，布也是整匹整匹地帶。我們上太平輪的時候口袋還揣著飛機票。就為了保留這些家當，結(jié)果都遭遇不幸。”
太平輪，本是中聯(lián)輪船公司下屬的一只貨輪，因向臺灣大規(guī)模運送人員、物資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改裝成客輪。3個月間，太平輪一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間往返了35趟，搭載了無數(shù)人到臺灣落地生根。1949年1月27日傍晚時分，太平輪如常駛出了黃浦港，滿載著戰(zhàn)亂中的人們對于安寧生活的渴望。淞滬警備司令部已經(jīng)宣布實行宵禁，太平輪于是熄燈夜行。十一點四十五分，太平輪在浙江嵊泗縣白節(jié)山附近一頭撞上滿載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建元輪很快沉沒，太平輪在十五分鐘后隨之沉沒。這艘奪命之船當時滿載著達官名門，如遼寧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婦，在海南島接受日本軍投降的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蔣經(jīng)國密友俞季虞，蔣介石奉化姻親、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的兒子，也有著名音樂家，抗戰(zhàn)時期擔任國立南京音樂學院院長的吳伯超。據(jù)女兒吳漪曼后來回憶，父親急匆匆去臺灣，是為了給音樂學院選個遷臺后的理想校址。但吳伯超卻永遠到不了臺灣了。世界著名“神探”李昌鈺之父李浩民也在海難中慘遭滅頂。李昌鈺時年十一歲，是李家最小的孩子，從此家境每況愈下，李昌鈺無力讀大學，只好投考不收學雜費且供膳宿的警校，成就了日后的神奇功業(yè)。
太平輪沉沒后的第五天，《大公報》第四版才刊登了太平輪失事的消息以及遇難者姓名。包括乘客及船員在內(nèi)的932人，以及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重要文件1300多箱，東南日報社全套印刷設(shè)備、紙張及相關(guān)資料100多噸，鋼材600多噸，全部葬身海底。
中聯(lián)公司大股東蔡天鐸之子、臺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泰坦尼克號》一文回憶，當時的報紙里，上海大報《申報》對太平輪的報道也只是一個標題而已。據(jù)老人周文華回憶，在他居住在白節(jié)山的那一年里，沒有人來打撈沉船殘骸和死者遺體。
倉皇亂世，生命如螻蟻般渺小，常常被席卷而去而又不知所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