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植榮：個稅高門檻對普通人不利

　　2010年，對于獨立學者劉植榮來說是豐收的一年。一年前，當他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世界工資對比”上時，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那里面竟還隱藏著如此多的、人們沒看到的東西。隨著在網上不斷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劉植榮的研究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得出的數據和結論被多家權威機構引用。

　　幾乎是一夜之間，劉植榮成了“網絡名人”，與他姓名相關網頁已達3萬多頁。在一片贊譽聲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劉植榮的研究突然轉向，近期他發布的《提高個稅起征點是個餿主意》在網上再度引發熱議，在如此多專家學者力主提高個稅起征點的背景上，劉植榮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呢？作為“工資學者”，他在財稅方面的研究是否具有專業性？為此，記者專訪了劉植榮。

　　我國工資兩級差已達30倍

　　晨報：作為“工資學者”，您為何轉向稅務研究？

　　劉植榮：工資研究只是我全部研究的一部分，過去幾個月著力較多，現在階段性目標已完成，未來將把精力集中到財稅方面。從工資到稅務，看上去領域不同，但它們與分配公平緊密相連。對一個社會來說，貧富差距過大會影響穩定，工資研究可以讓我們了解這個差距究竟有多大，而稅務研究可以告訴我們如何縮小貧富差距，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是互為因果的。

　　晨報：可是您的研究方向的轉變為何這么快？

　　劉植榮：通過工資研究我發現，我們工資兩級差已達30倍，而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是70%，差距這么大，急需通過稅務研究來尋找解決方案，所以我就自然而然轉到了這個領域來了。

　　晨報：國內關于工資方面的統計數據不太完整，您的結論是否準確？

　　劉植榮：在我們相關的數據統計方面，確實問題比較多，但兩點可以證明我的研究是相對準確的，一是很多權威機構在引用我的數據和結論，二是新公布的一些數據，和我幾個月前推算的結果完全一樣。比如我推算中國7億多勞動者平均年收入是1萬多元，很多人曾對此表示懷疑，可最近《瞭望》雜志公布專家推算的結果也恰好是1.1萬元。

　　稅基大更有利于社會公平

　　晨報：7億多勞動者的平均收入這么少，那么提高個稅起征點不是會增加他們的收入嗎？為什么您不贊同？

　　劉植榮：那樣的說法是對經濟學完全的無知。納稅是公民的義務，只有多數人交稅，稅基才可能大。比如50人，只有5個人收入高，夠納稅標準，他們每人交100元的稅，那么總數是500元；相反，如果其他40人也夠納稅標準，每人交20元的稅，加上收入高的5人交的稅，那么總數就是1300元。當我們把這個稅再返還給這50人時，后一種情況中人均可得到26元，而前者每人只能得到10元。你說是給26元更容易實現公平還是10元呢？換言之，稅基越大，收上來的稅越多，分到每個人頭上的錢才會更多，也就更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

　　晨報：為何公眾對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如此之大？

　　劉植榮：因為很多人沒意識到，稅是要返還給每個公民的，稅基大了更有利于調節收入的差距，能更好地發揮“二次分配”的作用。

　　稅主要以福利形式返還

　　晨報：從理論上，每個人都能意識到稅是返還給大家的，但在實際操作中，低收入階層對此體會卻不強烈，這是為什么？

　　劉植榮：因為福利政策需進一步完善。稅主要是以福利的形式返還給公民，比如醫療補貼、教育、住房公積金等，但問題是，我們在分配福利時，往往和收入掛鉤。你收入高，則住房公積金也高，醫療補貼也高，結果卻是，收入高者得利更多，這就違背了“二次分配”的初衷。此外，包括教育、公共設施建設等，因考慮到經濟回報等因素，很多都集中在了原本就比較富裕的地區，中低收入階層自然體會不到稅收對自己的幫助。

　　晨報：您認為應該怎么辦？

　　劉植榮：在國際上，“負征稅”是比較通行的做法，每年各家庭如實申報收入，并先把稅繳上，然后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對中低收入階層將多收的稅退回，而對于收入特別低的還要給予補貼。在這點上，各國操作不同，美國是先交后退補，有的國家不用先交。

　　人人都應享受到納稅好處

　　晨報：“負征稅”依據什么標準進行？

　　劉植榮：當然要建立在完善的統計基礎上，國外這方面統計很細化，比如年收入1萬元至2萬元有多少人、2萬元至3萬元多少人等等，在此基礎上，得出“最低工資標準”，凡是在這個標準以下的，就享受“負征稅”。我發現，國內研究工資、稅務的學者一直忽略了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這個標準，說工資高低還有什么意義？

　　晨報：除了“負征稅”還有什么辦法來進行“二次分配”？

　　劉植榮：這個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了，比如在一些福利國家，婦女從懷孕第3個月起，政府就會給她建一個賬戶，定期撥款，直到哺乳期結束。在公立醫院，百萬富翁和工人享受的醫療都一樣，大夫開的藥也一樣，這就體現了“二次分配”的精神。

　　收個稅應以家庭為單位

　　晨報：建立更合理的“二次分配”，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面對收入差距較大的現實，您的建議是什么？

　　劉植榮：應迅速改變目前個稅由本人繳納的方式，從國外的情況看，那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申報并繳納的，否則不公平。假設一個人收入3000元，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那么他的負擔很重，而同樣收入3000元的人，如果家里就他一個，你說，兩個人交一樣的稅合理嗎？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中低收入階層抱怨個稅有壓力，因為沒有考慮每個人實際花銷的情況。

　　晨報：以家庭為單位收個稅，稅務機關工作量是否會加大？

　　劉植榮：這是借口，不是理由。每個家庭都有好幾口人，以家庭為單位收個稅，戶頭減少了，統計量也減少了，怎么是加大工作量呢？

　　晨報：或者，是因為擔心家庭隱瞞年收入，不利于征稅？

　　劉植榮：這也不成立，在國外家庭都是自己主動申報，在美國，政府按2%的比率進行抽查，如發現偷稅，會罰個傾家蕩產，誰還敢呢？沒有好的手段與措施，個人不是同樣可以隱瞞年收入的嗎？

　　晨報：那您認為原因何在？

　　劉植榮：我對此也感到很奇怪，就我所知，在這一點上，中國是唯一這么做的國家。

　　靠能力與公正減少偷稅

　　晨報：我們在“二次分配”有待改善，是不是也與存在大量偷漏稅行為有關，收不上稅，自然會影響分配。

　　劉植榮：所有國家都存在偷稅漏稅的情況，我們要反思，我們稅務人員的隊伍這么龐大，為什么偷稅行為還大量存在呢？這說明管理效率有問題。眾所周知，效率來源于能力與公正，只要解決了這兩個問題，稅怎么可能收不上來！你可以看看世界財稅發展史，一百多年前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沒有現代的會計制度，稅不是也收上來了嗎？我們今天條件好多了，為什么反而不行了？

　　晨報：您認為問題出在哪里了呢？

　　劉植榮：問題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在于少數人只想維護自己的利益，比如某些地方為吸引企業投資，對偷稅行為視而不見等。正是為了維護這些局部利益，才制造出“難度大”的借口，其實只要依法辦事，怎么可能那么難？陳輝/文

　　對于我國7億多普通勞動者來說，提高個稅起征點是否意味著他們收入的增加？但是獨立學者劉植榮認為，只有多數人交稅，稅基才可能大，分到每個人頭上的錢才會更多，也就更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