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成功經驗與問題反思

　　在轉變發展方式的今天，以往的“中國模式”既有成功經驗需要總結，更有問題值得反思。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問題。在研究和探討中國發展道路時，一些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中國模式”的概念。那么，什么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有哪些經驗和問題需要反思？

　　概括起來，“中國模式”主要包括了四種相互關聯的發展子模式。

　　一是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政府“有形之手”對經濟運行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巨大影響。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是有必要的，這也符合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原理。

　　一般而言，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干預主要通過建立法律法規、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公共產品等方式來進行。在經濟領域，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等措施，以圖實現經濟發展、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外貿基本平衡四大目標。

　　在我國，政府部門不但通過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而且還通過國有企業參與國民經濟活動，有些部委（比如鐵道部）甚至自身就類似于一個巨型公司，直接參與市場的競爭。

　　在全社會投資中，政府投資也始終占據著主導和重要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投資雖然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但絕對數額在不斷上升，2009年僅中央投資就近1萬億元之巨。

　　國有企業是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途徑，目前，僅央企的資產總額就超過了20萬億，而在最新發布的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有企業則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其中上榜的184家民企的利潤總額尚不及10家利潤最高國企總額的一半。

　　二是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中，投資是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力。在中國，投資在經濟增長中長期占據著主導性的地位和作用，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居高不下。

　　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4.8%，拉動GDP增長5.6個百分點。與此相比，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37.3%，拉動GDP增長3.9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7.9%，拉動2010年GDP增長0.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在全年10.3%的增長率中，有一半多的貢獻要歸功于投資。

　　三是出口導向發展模式。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在改革開放之初及其以后很長的時間里，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豐富但資金稀缺，因此大力發展出口型經濟，有利于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同時又能夠通過引進外資、賺取外匯以彌補國內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實踐證明，這種發展戰略在過去是行之有效的，為中國的經濟保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四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模式。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起源于上世紀50年代執行的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重點的“趕超”戰略。改革開放后，雖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思路有了一定的調整和改變，但近年來，國民經濟出現“重型化”重新抬頭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事實上，“十一五”以來的數據顯示，我國重工業產值占整個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工業結構“重型化”的趨勢十分明顯。

　　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在理論和實踐中都遇到了諸多的質疑和困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政府對經濟社會干預過多，不但干擾了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還導致了大量的地方債務和各種尋租現象。在經濟學中，政府和市場都有各自的“邊界”，如果政府干預過多，越過了市場的“邊界”，不但會導致政府自身效率的損失，還會影響市場的配置功能。而政府對經濟活動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活動，也成了地方債務日益膨脹的主因。目前我國地方債務的總規模大約為10.7萬億，一些地方的債務負擔十分沉重，負債率超過60%甚至100%的并不少見。

　　其次，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容易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和消費不足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曾多次被“硬著陸”所打斷，其中的緣由，基本上都是因為實行緊縮政策導致的投資減速過快，進而使得GDP增速突然放緩所致。而消費不足則是投資過度的直接后果。

　　此外，在各地追求GDP最大化的政績目標下，投資過度形成的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問題突出。目前，在我國的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現象。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使資金使用效率大大降低。有關調查顯示，在每年上萬億的政府投資中，無效和低效項目大量存在,而許多政府大宗項目也潛藏著浪費現象。

　　再次，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引進外資、增加外匯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帶來了外匯儲備規模過大、國際貿易摩擦增加等問題。由于多年的對外貿易順差巨大，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大幅增長，至2010年，我國的外匯儲備增長到2.85萬億美元，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

　　為了追求更多的出口和外匯余額，不少企業不惜盲目降低產品價格，大量的“內耗”以及技術含量不高使得國內出口企業利潤微薄，這又成了導致工人工資長期低下的緣由。工資低下不僅使得勞動者消費水平難以提高，而且往往成了引發勞資矛盾沖突的導火索。

　　最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模式使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遲遲達不到預期的目標，還產生了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等問題。環境污染是重工業超前發展的另一個副產品，有關統計表明，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相對于GDP的10%。

　　由此可見，“中國模式”在當前經濟社會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和挑戰。只有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矛盾和缺陷進行認真的反思，才能使“中國模式”更為完善和更具普遍性。

　　其一，必須加快政府體制改革，盡快從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經濟模式轉變。按照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政府應從直接干預經濟向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務和為市場經濟提供法律規制保障轉型，在經濟活動中，更多地強調企業和市場的主導作用和地位。政府以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為最終目標，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資源最優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功效，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其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實現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增長模式的轉變。改變出口導向型貿易模式為強調綜合平衡的外貿模式，逐步放棄依靠低工資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做法，走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競爭力的對外貿易發展道路。與此同時，工業發展應走依靠高新技術、勞動者技能水平提高和產品質量改善的道路，將更多的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投向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最終實現輕重工業的協調發展。

　　其三，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中國模式”應更加注重制度創新和體制建設，避免掉入“后發劣勢”的陷阱。只有以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為著力點，開啟新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模式”才能找到新的發展推進劑，具備回避和跳出“后發劣勢”陷阱的信心和能力。這樣，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才有可靠的動力源，“中國模式”才會成為世界公認的、并被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認可的經濟發展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