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引領下，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步伐不斷加快。十年來，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以及其它各種自然災害的嚴重沖擊，但我們始終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大力推進結構調整，經濟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明顯增強。
胡錦濤總書記在“7·23”重要講話中談到，在目前，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關鍵取決于我們的思想認識，取決于我們的工作力度，取決于我們推進改革發展的步伐。
從今天起到10月12日，本報將連續刊發學者訪談，回顧總結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間我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惠民生、促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望今后改革發展的前景。敬請讀者關注。
《經濟參考報》：十六大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舉世矚目。但是，近年來，一些外國機構不時以中國的地方債務為由發表看空中國經濟的言論，您認為，中國經濟狀況到底如何？
李揚：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經濟作為一個總體而言，非常健康，無論是從橫向看還是縱向看，都處于一個非常好的階段。按寬口徑匡算，2010年中國主權資產凈值接近70萬億，按窄口徑匡算也有20萬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結果。改革開放30年，從最近的10年看，也就是我國加入WTO以來，是發展最快的時期，這十年，我國的資產負債增長很快，但資產凈值增長更快。這是我們積累的最可貴的財富。
一個企業，如果是資產凈值為正，說明這個企業有價值，一個國家也是一樣，他的主權凈資產為正，說明他“鍋里有肉”，這個意義非常大，這意味著在世界經濟的風吹浪打中，我們可以閑庭信步，從容應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問題雖然很復雜，但是我們有足夠的工具和手段可以進行調節。這是相對于西方來說的。你看歐洲有什么手段？除了開會討論提高債務上限，沒有手段。美國有什么手段？除了提高債務上限，就是借錢、發美元，也沒有什么手段。希臘，如果沒有歐洲央行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國從大的方面沒有問題，國家凈資產為正，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
就資產負債情況而言，我們有體量這么大的資產，這些資產在誰手里呢？在中央政府和居民手里。誰在負債呢？是國企和地方政府在負債。每單個主體資產負債情況還很不平衡。單獨看，有些地方政府債務就無法解決，但是考慮到這個地方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范圍內，那么就總有解決的辦法。
再看每一個部門，情況也是不平衡的，有些部門問題十分嚴重。但也可以在總量中進行調節。舉個例子，2004、2005年我國解決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問題。在此之前，國有商業銀行負債大于資產，可以說，國有商業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了。我國政府將外匯資產投入到國有商業銀行中，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辦法就是利用對外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去解決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也就是在總量中進行結構調整。我們要解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其它問題也應該沿著這個思路。
《經濟參考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債臺高筑，在穩增長的大環境下，許多地方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對此有人認為，應該遏制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您認為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遏制債務增長和刺激經濟孰輕孰重？
李揚：現在我們只看到地方政府借錢，但是忽略了借錢的目的是什么。看問題不能只看這一面而不看那一面。投資包括前景確定的投資和前景不確定的投資，這樣，10幾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可能會對應幾萬億的優良資產。
最近，國務院為了刺激經濟，又批復了7000多億的輕軌項目，融資平臺中就包括軌道交通。談負債問題必定要談資產，而且要對應起來看。我自己做了一個初步測算，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資產是優良資產，這部分債務沒有問題。這也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用資產負債表分析架構來看這些問題的原因。
就負債和資產談問題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最終肯定要靠改革來解決。當前地方政府仍然具有較強的投資沖動，我們可以有好幾個層面的解決思路。首先，應不應該由地方政府來投資？可不可以由民間來投資？國務院在講輕軌和地鐵發展的時候已經談到，鼓勵和支持民間投資。如果由民間來投資，借債主體就變為個人，負債就不是地方政府的問題了。這就是一個轉變。
其次，錢從哪里來？用什么方式？現在地方政府，有的依托于城投，有的甚至連城投債也不依托。在我看來，組成一個公司就可以解決問題，把這些事情變為一個企業的資產負債活動，而不要把它和政府連在一起。而企業資產負債表處置起來就相對容易。
許多人提出要遏制地方投資，為什么要遏制？當前，肯定是刺激經濟更為重要。資產負債表架構可以從一個國家最宏觀的角度看待整體問題。
中國經濟資產負債表30多年來擴張的過程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的兩大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使得我們的資產增加非常迅速，這是階段性特點。第二個特點是政府主導的體制特點。這個階段性特點決定了我們需要大量的、長期的資金，但是我國的長期資金不足，所以就需要政府來承擔這些責任。地方經濟要發展，城鎮化、工業化的任務都要劃歸在各個城市的管轄范圍內。每一個城市都要考慮投資問題，但是他們沒錢。如果我們認定這個矛盾還是今后一段時間內的基本矛盾，那就必須解決地方和中央的財務關系問題，否則這個問題還將延續下去。事實上，地方政府繞過中央管理籌錢，并非新鮮事。改革開放30年來，先后出現違規的減免稅、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臺。這樣的事情一直無法解決，主要就是因為這對基本矛盾始終存在，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中央和地方一直在探討和尋找解決的辦法。我認為，這個問題還是應該在體制上加以解決。
《經濟參考報》：目前，企業負債率很高，2010年，企業部門債務占GDP比重已逾100%，您如何看待目前企業負債情況？
李揚：從企業負債方面看，現在需要進行約束。分項來看，國企和央企的負債比率非常高，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從體制上進行改革。從金融角度來說，要發展資本市場。中國大量資金都集中在幾大銀行，而從銀行貸款快捷、迅速、簡單。但是，簡單有簡單的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負債率高。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負債率過高會有危機。西方發達國家會陷入這種危機，我們也不可能跳出這種邏輯。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我國的這種資產正值是否會一直維持下去？我國主權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有哪些？
李揚：我剛才說過，我們的窄口徑的凈資產正值也就是20萬億，我們一次應對危機就是13萬億，投資4萬億，貸款9萬億。如果這里面再有些損失的話，搞兩次也就沒了。所以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如果我國凈資產是負值的話，那世界上沒有人能救我們，我們會借錢無門。所幸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凈資產正值的大國，這使得我們“鍋里有肉”，就有騰挪的空間。如果鍋里面沒有糧食，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
主權資產債務表近期的風險主要是房地產信貸與地方債務，中長期風險則更多地集中在對外資產負債表企業債務與社保欠賬上。而這些風險大多都是或有負債風險，而且都與過去的發展方式密切相關。總之，中國主權資產負債表的風險總體較小，相當長時期內，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極低。 （記者 徐培英 金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