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度重視經濟轉型與改革的實質突破

　　中國經濟時報：從今年國內外的形勢看，經濟增速放緩已成必然。而自溫家寶總理在湖北考察時強調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來，“穩增長”已取代了“防通脹”。對于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您是怎么看的？

　　遲福林：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堅定地推進投資拉動型的增長向消費主導型增長的轉型，需要加大轉型與改革的力度。在國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穩增長”，面臨多方面的嚴峻挑戰；在“穩增長”的同時，更面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挑戰。應當看到，由于有巨大的國內需求，我國仍處于經濟上升通道。雖然經濟增長率有所下降，但增長前景仍然看好。當前，經濟增速放緩，既有短期市場波動的影響，更有增長方式的中長期因素。為此，要出臺短期政策穩增長的同時，更要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就是說，要注重穩增長的同時，更要高度重視經濟轉型與改革的實質突破。以在穩增長的同時，尋求中長期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我國的轉型和改革似乎已到了一個歷史的關鍵點或是轉折點。那么，您認為現在我國改革面臨著怎樣的環境形勢？

　　遲福林：在我看來，“十二五”時期，我國的轉型與改革面臨著更為復雜、嚴峻的新形勢：一方面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大，國際市場繼續動蕩與萎縮，將是一個中長期趨勢；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與歐美國家不同，我國并不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增長動力，但經濟增長的內外部約束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此，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不確定性因素也有所增大。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要不要把消費主導作為經濟轉型的戰略重點，各方有不同的議論。我認為，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敗所在，也是改革攻堅的重點所在；既影響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又決定著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為什么這么說？主要有三點值得關注：

　　第一，我國的社會需求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隨著我國開始全面進入發展型新階段，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點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面臨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費品的需求結構升級；另一方面，面臨由私人產品到公共產品的需求結構升級。尤其是文化、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推動著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由此，全社會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日益成為突出矛盾，我國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的時代。

　　第二，我國正處于消費潛力釋放的歷史拐點。首先，城市化正處于快速推進中。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城市化是拉動消費的戰略重點。未來10年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將釋放巨大的消費能力：1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大概是3個農民的消費，城市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將拉動最終消費增長約1．6個百分點；如果農村人均消費水平提高到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60％，按2009年數據測算，年新增消費規模將超過3．6萬億元；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有助于釋放2．3億農民工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的投資。有研究表明，每轉移1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轉移1000萬農民工，由此帶來的年投資規模不低于1萬億元。其次，服務業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我國的服務業比重只有43％左右，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如果服務業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將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以文化產業為例，2010年我國文化消費占GDP總量僅為2．5個百分點，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例如，日本、韓國為15％左右，美國為25％左右。如果未來5年文化消費占GDP比重達到5％以上，將新增約4萬億元的文化消費規模。

　　第三，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取決于改革的新突破。能否用5—10年的時間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即5年左右初步實現最終消費率由現在的48％提升到55％左右，居民消費率由現在的不到35％提升到45％左右；1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最終消費率達到60％左右，居民消費率達到50％左右。我認為，這個目標有實現的可能性。我國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和消費需求，并且以促進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正是釋放消費需求的重要歷史時點。問題在于，轉型與改革要突破。例如，改革確立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實現改革發展由經濟總量向國民收入導向的轉變，由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導向轉變，以此為基礎建立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

　　改革進入“深水區”有三大表現

　　中國經濟時報：現在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越往前越困難。那么，當前改革面臨著哪些現實困境？

　　遲福林：我認為有以下現實困境值得關注：

　　一是某些改革實際難以推進。例如：第一，重增長輕改革。在政府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下，重增長輕改革、重短期輕長期、重治標輕治本等傾向比較突出，使得某些改革在具體落實中處于可有可無的狀態；第二，有的改革流于口號。近年來還出現這樣的現象，就是大會小會上，不能不談改革，不能不強調改革的重要性，口號在不斷翻新，但在實踐中很難有實質性舉措，導致一些改革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第三，一些改革任務低效率重復。有的改革任務年年強調、年年部署，低效率重復，很難有實質性進展。改革確實出現了所謂的“綜合疲勞癥”，導致人們對改革熱情的降低。

　　二是某些重大改革尚未真正破題。例如：第一，一些既定的改革攻堅久攻不下。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過全面的戰略部署，包括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等，都有明確的要求。由于多種因素，這些改革至今仍未有實質性突破；第二，一些改革久拖不決。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五中全會都強調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提低、擴中、調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要求，但由于多種因素至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改革方案尚未出臺。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抓緊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第三，有的改革決策長期難以落地。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由于相關的政策體制障礙尚未破除，至今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還面臨著比較嚴重的“玻璃門”現象。為此，今年中央再次強調抓緊完善鼓勵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配套措施和實施細則。最近，我們高興地看到，鐵道部、國資委等中央機構先后出臺細則，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以及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三是改革的動力不足。首先，改革共識的缺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社會對改革的信心不足，由于許多改革“雷聲大、雨點小”，加上改革中的利益關系沒有處理好，改革往往出現扭曲變形，嚴重影響社會對改革的信心；社會對一些改革方案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國有資本配置問題不斷引發多方面的關注和討論，“十一五”時期包括對事業單位改革、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個人所得稅調整等，都有不同的意見。其次，當前許多重大改革都深刻地觸及到利益關系的調整，使得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逐步突出。以政府改革為例：相當多的改革觸及到部門利益，但部門層面出現了“自利化”傾向，導致部門改革的積極性不高；在現有中央地方財稅關系下，一些地方政府更愿意做大GDP和實現地方財政收入快速增加，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關改革的勁頭就不足。

　　利益關系失衡成為突出矛盾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收入分配等方面問題還很突出”。而據有關部門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將于今年下半年出臺。為什么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盡快出臺，但遲遲出臺不了呢？為什么壟斷性行業改革提了這么多年，不但沒有打破，而且某些壟斷行業改革實際上停滯、甚至有某些倒退？

　　遲福林：我的看法是，根本問題就是改革走到現在，利益關系失衡成為一個突出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相當多的改革難以出臺，即使出臺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扭曲。這些年，利益關系失衡的矛盾問題比較突出，并由此帶來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有賴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突破，有賴于社會利益關系調整的突破，但相關改革并未真正破題。例如，去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長將近25％，兩倍半于GDP的增長，近三倍于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業、政府收入的這塊“蛋糕”應當說逐步加大，勞動報酬的“蛋糕”比重有所下降。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過低，制約了消費總量的增長；另一方面，公共產品短缺的狀況尚未完全緩解，這使消費預期很難得到有效提升。

　　二是投資—消費的失衡。“十一五”以來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以投資為重點的刺激政策確有其合理性。但也應看到，投資－消費失衡的重要根源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實踐看，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不僅未有重大改變，還有所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減弱的趨勢。

　　三是權力運行與權力約束的失衡。經濟社會發展領域諸多深層次矛盾問題和多方面的結構性失衡，根植于權力結構失衡。“官本位”思潮泛濫和人民群眾的選舉權、參與權、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難以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難以得到尊重；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難以落實，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受到制約；公共政策質量不高，政府公信力受損；權力結構不合理、運行效率低、制衡機制乏力，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體制和制度性腐敗久治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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