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顯然是一場難以速戰速決的戰斗。在武漢發起人類第一場針對新冠病毒的人民戰、總體戰、阻擊戰之后，中國的超級都市上海最近又經歷了一場疫情防控的鏖戰。北京目前也在嚴陣以待。

　　巨型國際都市的疫情防控本就不易。紐約、倫敦等一些西方國家超大城市選擇“躺平”，不僅是對老人、兒童等易感染者生命健康極端不負責任的殘酷“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病毒持續變異、后續危害難以評估的情況下，更構成對其民眾甚至更廣泛人群生命健康的嚴重威脅。在全球人員、物資流動頻密的今天，美歐疫情應對模式為全球疫情防控帶來更多困難和不可控因素。

　　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國疫情防控只能走自己的路。但對上海、北京這樣的巨型城市而言，2000多萬人口的物資供應、區域封控中的秩序維護、大規模核酸篩查的組織、慢性重癥及有緊急醫療需求者的生命健康、醫療與疫情防控設施等資源的分配調度，尤其是緊急突發狀況的應對，可謂千頭萬緒，異常復雜。這種情況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就成為必須面對的嚴峻考題。

　　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為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極限考驗，不僅是極端條件下艱巨的“物資供應戰”“物流暢通戰”“醫療救助戰”“組織協調戰”“權益保障戰”，還是發動全民抗疫的“動員戰”，紓解居民心理情緒的“關懷戰”。特別是在網絡時代，面對認知歧異和復雜聲音，還必須打好增信釋疑的“輿情戰”甚至反制境外歪曲或誤解的“信息戰”，從而打贏凝聚全民抗疫信心的“共識戰”。

　　從這個意義上講，輿情應對已經成為國家治理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輿情就是民情。14億多人口、國土遼闊、文化多樣、變遷迅速而且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樣的大國治理必然伴隨復雜的不同群體之間利益碰撞。突發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期間，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也須認識到信息時代輿論的復雜性，對那些明顯的“帶節奏”行為予以及時澄清甚至必要時依法嚴查。

　　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是在核擴散、氣候變化、網絡空間、恐怖主義等接連出現的背景下，人類社會經歷深刻變化的又一體現。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的影響都是全局性、整體性的，沒有誰能獨善其身。世界真正成了地球村，人類真正前所未有地成為生死相依的命運共同體。個人與集體、社會、國家的“群己權界”正在面臨重新調整。西方工業時代形成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甚至個人至上主義理念，需要根據新的情況進行揚棄。

　　這也是我國《憲法》規定緊急狀態，并制定《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以及《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以在突發事件中最大程度減少對公眾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公眾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的宗旨所在。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對公民權利進行臨時調整，甚至依法進行必要克減，往往是別無選擇的權宜之計，也是現代任何正常國家的通行做法，我們應該給予理解和支持。

　　適應疫情防控復雜艱巨形勢下群眾工作新特點新要求，永遠把群眾需求放在第一位，深入做好組織、宣傳、教育、服務群眾工作，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就能凝聚起全面抗疫的有力共識，打贏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

　　作者：支振鋒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