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佘宗明（媒體評論員）

　　國家衛健委、發改委等部委近日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提出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綜合施策、精準發力，完善和落實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積極生育支持措施，落實政府、用人單位、個人等多方責任，持續優化服務供給，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健全服務管理制度，為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而就在幾天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見》。其中關于“子女3周歲內，鼓勵用人單位允許適宜遠程辦公的職工采取居家辦公和工位辦公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工作”的內容甫一曝光，就引發了社會熱議。

　　鼓勵讓有3歲以下嬰幼兒的家長遠程辦公，方便他們“工作帶娃兩不誤”，無疑頗顯政策善意。嬰幼兒照護本是生命全周期服務管理的重要內容，可現實中，太多嬰幼兒父母需要顧及工作、沒法全職帶娃，若祖父母沒法幫帶，就只能送托班或請保姆。這樣既增加了“養”的負擔，也削弱了“生”的意愿。而宏觀的生育率，難免會受制于這些微觀的制約因素。在此背景下，從生產關系調適角度破題，通過激活靈活辦公模式適當緩解“工作帶娃難兩全”的矛盾，也是個新思路。

　　為了減輕家庭育幼負擔，國務院2019年就印發了《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優先支持普惠性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支持脫產照護嬰幼兒父母重返工作崗位；今年3月，還明確將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稅專項扣除。2020年3月，廣東省也發文鼓勵用人單位采取靈活安排工作時間、減少工作時長、實施遠程辦公等措施，為家庭嬰幼兒照護創造便利條件。

　　這些政策舉措指向的，就是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如今構建完善的生育服務管理制度，離不開覆蓋產前、產后和育兒各階段的全方位支持和關懷，也離不開對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和女性機會成本的全面削減。此前輿論場對職場媽媽權益保障、嬰幼兒照護、育兒假落實等議題的密集聚焦，表達的其實就是對降低生育成本、緩解育兒壓力的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將彈性工作、柔性管理與營造生育友好生態銜接。比如前不久媒體報道，廣東中山250多家企業開設了“媽媽崗”，涵蓋電商、工業生產、家政服務等領域，為3200多名媽媽提供了就業機會——這些崗位的特點就是為媽媽們設置，工作時間靈活、管理方式人性。據統計，“媽媽崗”人員流失率穩定在5%左右，而其他用工模式動輒15%，在某些季節甚至超過30%；因歸屬感強、忠誠度高，“媽媽崗”工作效率和產品合格率也都比普工更高。這表明，嬰幼兒父母尤其是寶媽群體也能成為可以善用的人力資源，而非部分人眼中的“包袱”。讓他們兼顧工作和帶娃，并不必然意味著工作效率會降低，若能充分激發提升員工的向心力，企業也能從中得到回報。

　　鼓勵以靈活辦公應對“誰來帶娃”的難題，本質上也是順勢而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不少企業都按下遠程辦公“加速鍵”，而云視頻、云會議、云課堂等在線協同辦公“基礎設施”的完善與績效考核方式的日益健全，也為靈活辦公模式和混合辦公制的落地創造了條件。正因如此，在不少人眼中，混合辦公是未來的大勢所趨。

　　在網上，有不少人擔心，鼓勵嬰幼兒的家長遠程辦公，會變成對企業的裹挾，抑或是“空有倡議，沒人響應”。這份擔心并非沒有道理。目前看，政策口徑只是鼓勵企業允許適宜遠程辦公的職工混合辦公，并非強制；要讓企業積極響應倡議，還需要用好包括稅收獎勵在內的政策工具因勢利導，讓企業在現實激勵下有更強勁的動力去落實——這也是建立多元參與的生育養育成本分擔機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此之前，已有地方明確將把女職工權益保障、母嬰設施配備等納入用人單位合法經營評價，作為享受稅費減免等各項優惠政策的評選條件。對響應以靈活辦公支持家庭嬰幼兒照護號召的企業，給予必要的獎勵也在情理之中。

　　說到底，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需要政策層面多些人文溫度，并秉持問題導向多向施策破題。諸如以靈活辦公應對“誰來帶娃”難題之類的嘗試，就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