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翔（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編者按

　　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GB/T 15834-2011）》自2012年6月1日正式實施以來，至今已十年時間。該標準對規范標點符號使用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十年來，伴隨信息化、數字化技術的飛速發展，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溝通交流愈加便捷，移動場景下的語言表達、標點使用愈加多元，這無疑對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小小的標點符號，為何能“秤砣雖小壓千斤”？本刊特邀三位專家解析小標點的大作用。

　　標點符號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它和漢字相輔相成。1918年，陳望道在《標點之革新》一文中提出，“標點可以神文字之用”，認為文字改革和標點革新是互為表里的關系，標點可以畫龍點睛，讓文字更為傳神。1919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通過《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1920年經北洋政府教育部批準頒布。

　　在之后的使用過程中，新式標點符號又不斷地進行修改和補充，在漢語中已通行了100多年。

　　標點創制： 旁取西標

　　文言文沒有嚴格的標點符號，它能讀通在于句子的簡短、句子結構的勻稱以及發語詞和語氣助詞的大量使用。清末民初至“五四”時期，人們逐漸認識到文言文與現實口語的脫離已經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而白話文只依靠語言和文字符號本身很難滿足表達的需要，標點符號應運而生。胡適曾舉例說，京劇里常有兩個人對話，一個問道：“當真？”一個答道：“當真。”又問道：“果然？”又答道：“果然。”這四句話寫出來，不用標點符號就沒有分別。

　　新式標點符號的推行是新文化運動一部分，陳望道是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先驅之一。他指出，舊式標點存在“量少”“形拙”“無足應用”等缺陷，需“旁取西標”，采用西式標點，并稍加厘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中使用了至少12種標點符號。《新青年》雜志是率先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刊物之一。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文學革命先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廣泛仿用西式標點。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等一批作品，在出色駕馭白話文的同時，成功使用了一套標點符號。剛開始，人們對新式標點的重要性還不理解，有些出版商把標點當作“縛白菜的草”，不算字數計稿酬。有一次魯迅故意不用標點，稿子黑壓壓一大片，出版商只得算字數，請魯迅加上標點。

　　國際性是現代各國語言標點符號的共有特點，漢語的標點符號是我國傳統句讀符號和西方標點符號融合的結果。正如1920年《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頒布時政府訓令所指出的“遠仿古昔之成規，近采世界之通則，足資文字上辨析義蘊、輔助理解之用”，漢語標點符號堪稱民族性和國際性結合的典范。這些符號中的問號、嘆號、逗號等是從國外引進的，句號、頓號、著重號、專名號、書名號、虛缺號等脫胎于我國傳統的句讀符號等，直行文稿的引號則直接借自日本。

　　除標點符號外，西方語言把詞與詞之間的間空、變換字體、字母大寫、分段等也視為標點功能。比如，英語中詞與詞之間有間空，書報名稱用斜體字表示，專名首字母大寫。我國在采用標點符號的同時，也引進了提行分段的方式。漢語使用方塊字，一般不用間空來切分詞語，但在有些場合使用中，如報刊的新聞標題可采用間空來標示停頓。

　　標點作用： 另一形式的虛字

　　呂叔湘、朱德熙在《語法修辭講話》中說：“每一個標點符號有一個獨特的作用，說它們是另一形式的虛字，也不為過分。”前輩學者對標點符號的使用一絲不茍。有一次呂叔湘去葉圣陶家里，見他正伏案修改什么，走近一看，發現是在認真描自己稿子的標點，呂叔湘很受觸動。

　　標點符號保證了漢語表達的科學、嚴謹和清晰，其作用大致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標明停頓。人們說話需要換氣，于是就有了停頓；言語本身的結構和意義單位有長有短，也表現為停頓。其中，句末標點省略號、破折號、句號、問號的停頓長度大于句中標點分號、逗號、頓號，句中標點停頓長度依次為：分號＞逗號＞頓號。

　　二是標明語氣。口語句子的各種語氣可以通過語調和語氣助詞表達，新式標點符號讓書面白話變成鮮活的語言，在語氣上趨近言文一致。如《故鄉》中“我”與閏土久別重逢一段的對話是：“阿！閏土哥，——你來了？……”短短7個漢字，用了5種標點符號，生動表現了“我”那種百感交集、欲言又止的神情。

　　三是標明結構層次。標點符號標明不同結構的不同組合層次和一定的邏輯關系，段落篇章一目了然。如《光明日報》8月12日頭版《“筑巢引鳳”的常州秘訣》一文，針對“怎樣才能匯聚天下英才？”的設問，用“用產業和項目為人才提供施展拳腳的平臺——這是常州使出的第一招。”和“解除后顧之憂讓人才放開手腳創業——這是常州使出的另一招。”兩個標示了破折號的總起句，標引相關內容詳細說明。

　　四是標明語言單位的性質、作用及相互關系。如“魯迅的故鄉”跟“魯迅的《故鄉》”中，兩個“故鄉”性質不同，前者是普通名詞，后者是專名（篇名），兩者的不同性質是靠書名號來區別的。“中華民族從夏朝開始（或更早）已經形成了以華夏為核心的格局”中，括號里的“或更早”不是正文，是輔文，作用是解釋前文。這種作用是借助括號顯示出來的。“北京—上海”中，兩地名表起止點，兩者間關系是依憑連接號顯現的。

　　需要說明的是，口頭讀書面文字時不讀出標點符號，因此應注意某些標點符號所表達的特殊語義，避免誤解和歧義發生。如廣播電視臺口播某些引號內的文字（往往帶否定意味等），需要加上“所謂”，意思是“（他們口中）所說的”，這一觀點本臺不一定認同。又如口播稿中的“我們要抵制、舉報非法出版物”，頓號前后的兩個動詞表示并列關系，口播時頓號雖有停頓，但沒法體現并列關系。為避免誤解為動賓關系，最好把頓號改成“和”字。

　　標點使用： 尊重規則

　　標點符號為人們的表情達意服務。隨著人們表情達意的豐富與細膩，原有的標點符號會有新用法、新含義，新的標點符號也會不斷產生。不管怎么變化，標點的使用應尊重規則，并做到一致處理，服務語言表達的需要。

　　一是區分規則的通例和變例。標點符號的使用規則是一個整體，不少規則是互相照應的。有一種說法，標題中一般不用標點符號。究其原因，是因為標題單獨成行，換行的方式已體現語句間的停頓，而且加大字號、突出字體的方式有別于正文；標題內部需要停頓的地方則可采用間空的方式呈現。這在新聞標題或文件名稱中尤其突出。

　　《光明日報》6月18日頭版的文章標題為《銘記奮斗歷程 擔當歷史使命——寫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開館一周年之際》。在標題中，“銘記奮斗歷程，擔當歷史使命”中的逗號用間空代替。標題中使用間空或者換行代替點號是標點符號處理中的特例，因此當正文引述標題時，應根據實際情況予以恢復或添加。

　　省略號前后是否用點號也體現了通例變例之別。《標點符號用法》指出，省略號前后通常不用點號，但當表達強烈的語氣或感情時，可在省略號后用問號或嘆號。不用點號是通例，用問號或嘆號是特例，因此這條規則可以更明確地表述為“省略號前后的點號如果有助于表達文意可保留，否則不保留”。這種情況也適用于標題末尾點號的處理。

　　二是明確各平行規則的職責分工。《標點符號用法》指出，標有引號（或書名號）的并列成分之間通常不用頓號。這是因為兩個引號（或書名號）之間已有間空，從節省符號使用角度做出的變通處理。引號（或書名號）和頓號有不同性質和作用，用間空來代替點號，存在指代不明的問題（是否有點號；如有點號，是頓號還是逗號等），會造成閱讀上的糾結。目前權威文件和《現代漢語詞典》中標有引號、書名號的并列成分之間仍保留頓號。如：

　　實施鄉村就業創業促進行動，引導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退役軍人、科技人員等返鄉入鄉人員和“田秀才”、“土專家”、“鄉創客”創新創業。

　　上文中,“‘田秀才’、‘土專家’、‘鄉創客’”這些并列詞語之間用頓號，跟“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等中間用頓號使用了同樣的規則，只不過這3個稱謂還不通用而加了引號（按：其中的“土專家”跟“田秀才”對舉，是“土地”的“土”，不是“土、洋”的“土”）。根據規則從不同角度標示，這樣的處理是妥當的。《現代漢語詞典》除遵照上述規則外，對一連串的幾個字詞總起來加引號，如：“百”、“千”、“萬”，標注為“百、千、萬”，這種變通處理既尊重了規則，又避免標點過多而顯得凌亂的情況。

　　三是尊重規則的創新。魯迅向來主張“以獨創為貴”，他的作品中有用波浪線“[~符號~]”標示的象聲號，標示聲音的延長并帶有波動的意味。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坐皆驚呢[~符號~]”，“呢”的后面用了象聲號，描述了先生讀書入神的情態，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象聲號的波浪線，跟《標點符號用法》中的破折號的直線（用于標示聲音的延長）、省略號的6個點（用于標示說話時斷斷續續）一樣，都很巧妙地用符號本身的形狀描摹聲音的特點。

　　隨著電腦使用的普及和現代通信技術的發展，鍵盤輸入在很多情況下代替了原先的紙和筆，標點符號的樣式也有了更多選擇。我們一方面要重視鍵盤輸入下的標點符號樣式問題，如連接號有全角半角的區分（“—”和“-”），分別對應中、英文輸入狀態，但目前的分工沒有照顧到這方面；另一方面也要關注新的標點樣式和語言現象，如微信聊天時用換行和間空來代替傳統的標點符號，在句末加上“～”（像人們微笑時上揚的嘴角），用表情符號代替文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