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耀（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近日，由廣州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歷經3年建設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新高校——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正式開學，迎來首批500名碩博士生。這所新大學最突出的特色是打破傳統高校的院系之分，首次設立了基于“樞紐”和“學域”的學術架構和人才培養新載體。

　　具體而言，學校設置了四大“樞紐”，涵蓋15個“學域”：功能樞紐內設先進材料、地球與海洋大氣科學、微電子、可持續能源與環境學域；信息樞紐內設人工智能、計算媒體與藝術、數據科學與分析、物聯網學域；系統樞紐內設生命科學與生物醫學工程、智能交通、機器人與自主系統、智能制造學域；社會樞紐內設金融科技、創新創業與公共政策、MBA+及城市治理、設計學域。四大樞紐涵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多個學域，這一學術架構的核心是以探索為導向的融合學科主動學習模式，并結合了以探索為導向找出問題、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體驗式學習。應當講，這不僅是我國高校在打破傳統院系及專業壁壘方面的首次全新嘗試，在全球高等教育界也是一項創舉，具有積極的探索意義。

　　取代傳統的院系設置，建立“樞紐”和“學域”的新學術結構所回應的是時代和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旨在突破傳統學術架構太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切實推動學科交叉融合，促進新興學科和前沿學科領域發展。

　　據悉，在新的學術架構下，港科大（廣州）的人才培養也將以項目為牽引，聚焦核心和前沿問題，更加側重學科交叉、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合，以更好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

　　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是大學最核心的兩大使命。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關“科學轉型”或“知識生產方式轉型”的研究已成為科學社會學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英國學者吉本斯等人將知識生產模式劃分為模式Ⅰ和模式Ⅱ，模式Ⅰ指的是以單學科研究為主的傳統模式，而模式Ⅱ具有如下特征：知識生產處于應用情境當中，知識生產以跨學科甚至是超學科的方式進行，知識生產的場所和主體呈現“社會彌散性”和異質性，社會問責會滲透到知識生產的整個進程當中等。

　　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新需求和知識生產新模式所呈現出的上述新特點為大學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為了更好回應這種新要求，很多大學在制度層面、組織層面和管理層面也在不斷進行嘗試和探索。

　　應當講，大學當中的科學研究、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智識活動。以院系為基礎的傳統組織架構背后所承載的是學科屬性和人才培養方式的專業性、差異性。專業性凸顯科學研究和學科人才培養的內在尺度和規格，而差異性則凸顯不同學術部落和學術共同體的邊界和區隔。

　　以院系為基礎的傳統組織架構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的專門性和高效率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種組織架構也內含局限性。例如，這種組織結構和管理架構可能存在路徑依賴，從而不利于跨院系、跨學科之間的深度交叉和融合，也不利于交叉型、復合型高層次專門人才的培養。

　　近年來，為了更好促進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我國在學科目錄中增設了“交叉學科”門類，成為我國第14個學科門類。很多重點高校也紛紛集中優勢力量，組建和設立新的交叉類學科和研究機構（平臺）。例如，北京大學組建了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跨學科類學術機構，清華大學組建了生物醫學交叉研究院、交叉信息研究院等學術機構。此外，復旦大學增設的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專業、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均增設的人工智能專業、西北工業大學增設的柔性電子學專業、中國科學院大學增設的行星科學專業、天津大學增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專業、同濟大學增設的智能科學與技術專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增設的量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等均為新興交叉學科點。

　　如果將上述研究機構和平臺看作傳統大學為促進學科交叉融合所進行的邊際意義上的嘗試的話，那么，港科大（廣州）以“樞紐”和“學域”搭建的新學術架構、組織架構及人才培養模式則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全新嘗試和探索。相信社會對此類從大學層面打破學科界限、以重大和前沿問題為核心、以項目為牽引、為更好適應知識生產新模式和人才培養新需求的制度創設會抱有更多的新期待。

　　當然，如何真正建立起符合學科交叉融合、更有利于復合型專業人才培養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如何真正理順大學運行中的各種權責利關系，如何更加充分釋放大學中各類主體的潛力和活力，依然有待于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檢驗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