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典 學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適應人民群眾需求變化，努力辦好各項民生事業，讓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這一重要論述，闡明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生產和需要問題也是馬克思恩格斯重點關注的問題。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從而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某種新的生產對象具有什么樣的意義。人的本質力量得到新的證明，人的本質得到新的充實”。恩格斯也強調，未來社會生產的規模能夠“保證滿足所有人的需要”。重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對于我們總結研判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歷史經驗、在新時代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義。

　　一

　　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否認人有各種需要，相反，他們認為“任何人如果不同時為了自己的某種需要和為了這種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生存和創造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所以，人的需要如果不能得到滿足，那他就不能創造歷史。同時，人的需要并非一成不變，因為“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于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人“通過活動來取得一定的外界物，從而滿足自己的需要”，進而在滿足歷史性需要的歷史性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自己的現實性本質。在他們看來，人的需要的多樣性程度，最終取決于一個時代的生產能力和水平。只有社會生產達到一定階段，人的需要的多樣性才會充分涌現，人的本質力量也將通過滿足需要的實踐活動得到確證。

　　每個人都有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權利，但是在私有制條件下，無產階級的需要注定被抑制。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把工人“當作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把工人的需要歸結為維持最必需的、最悲慘的肉體生活”。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除了“維持生命的需要”之外，工人“無論在活動方面還是在享受方面都沒有別的需要了”。無產階級沒有因為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否定而改善自己的需要狀況，他們的需要反而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支配和扭曲了。

　　資本家的需要是追逐剩余價值，實現資本的無限增殖。工人的需要是擺脫資本家的剝削，實現自由全面發展。這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可避免的貧富對立、階級對立和需要對立。資本主義這種“物的依賴關系”社會形式不僅造成了少數人和多數人生存狀況的強烈反差，而且為資本獲得“普遍的支配權”以“物的邏輯”奴役人敞開了大門。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的需要狀況”與“資本增殖的需要”的二元悖反，使馬克思恩格斯敏銳洞察到，要保證滿足無產階級的需要，就必須通過革命手段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于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為“無產階級的需要”發出了革命最強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二

　　與資本主義社會經常出現少數人通過占有多數人的勞動成果來滿足自己的利己主義需要不同，共產主義是為了滿足占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無產階級的需要服務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與資本主義社會只滿足少數人的需要不同，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僅滿足人們的廣泛需要，而且會培養他們作為完整的人的本質的豐富性。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作為完整的人，“他自己的實現作為內在的必然性、作為需要而存在”。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指出要“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也認為，“在未來社會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將生產得很多，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在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生產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的狹隘性和局限性，“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中國共產黨繼承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需要的理論，在不同歷史階段充分重視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毛澤東同志指出：“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他認為，搞經濟建設“一方面為著革命與戰爭事業的物質供給上的需要，一方面為著人民的需要”。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搞建設，必須面對人民群眾的需要。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為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奮斗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黨帶領人民群眾無論是干革命、搞建設，還是推進改革開放，一個最根本的方法論就是以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為切入點，研判不同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準確把握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那一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概括，即“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明確了這個時期的任務就是滿足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八大作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科學判斷。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中央在充分肯定黨的八大提法基礎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進一步提煉：“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明確了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經過40余年發展，我國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人民群眾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不斷發展的。進入新時代，我國長期所處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的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要政治判斷，為新時代黨的主要任務定下了基調。這幾次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研判，本質上都是中國共產黨從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歷史性地解決我國社會階段性主要問題的具體實踐。

　　黨的百年奮斗史就是一部人民群眾歷史性需要的滿足史。我們黨始終把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和研判社會主要矛盾相結合，穩步推進完成階段性歷史任務。這既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理論，又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保證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