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家住上海的孫女士發現自己銀行卡上25萬元血汗錢“不翼而飛”。再三追問，13歲女兒小卞承認自己偷用媽媽手機，打賞給了網絡男主播，每次匯款成功后，小卞都會將短信刪除。據警方了解，小卞是主動送禮物給男主播，期間并未發生任何詐騙行為，所以公安機關并未受理此案；有律師認為，小卞未滿16周歲，仍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可通過法律作無效認定。

　　兩個月之內，父母25萬的血汗錢就被13歲的小孩打賞給了網絡主播。這事聽起來足以讓人詫異。可查閱相關新聞發現，這樣的“極端”案例并非孤例，確實應引起公共層面的重視。

　　根據去年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不管是主播還是圍觀直播的人，直播平臺都要按照“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原則，對其進行實名認證。在這起事件中，小卞使用的是父母的手機號觀看直播并打賞主播，這里是否涉及到實名制注冊的漏洞，值得反思。比如，僅僅用實名制的手機號碼是否能夠注冊？如果還要求必須登記身份證號碼等信息，像小卞這樣未滿16周歲卻能用“馬甲”瞞天過海“私自注冊”，直播平臺實名認證的門檻值得商榷。

　　此外，從打賞角度看，像小卞這樣兩個月內打賞了25萬元，單次最高就接近一萬的“高額打賞”，是否應設置更多的確認程序，也有必要予以討論。這不僅是能將像小卞這樣的未成年人私自操作的風險降到最低，從保障個人銀行賬號安全的角度，也很有必要。

　　盡管作為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小卞的打賞行為從法律上可以被認定無效，從而進行追回，可置于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在技術可行的前提下，網絡直播平臺理當設置足夠高的前置門檻，將未成年人參與網絡直播的風險降到最低，這既是網絡直播平臺的社會責任，也是保護未成年人的題中之義。監管部門，也應當對網絡平臺是否履行了應有的未成年人保護責任做重點監督。

　　但是，在一個網絡縱深發展的社會，像小卞這樣的未成年人瘋狂打賞亂象，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監管。試想，一個小孩拿著父母的手機觀看直播、瘋狂打賞，作為監護人的父母卻完全不知情，這恐怕首先拷問的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日常交流問題。無論是心理學家的分析，還是相關調查都顯示，在現實生活中缺乏交流，精神陪伴缺失，甚至是存在感、尊嚴感不足，幾乎是網絡直播觀看人群的主要特征。而這一特征，在本應享受家庭陪伴的孩子身上，就更顯突出了。

　　必須承認，網絡社會的到來，未成年“觸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現實中，有兩種極端做法都應該反思：一種是，一些父母由于過于忙碌，無暇陪伴孩子，就索性完全將孩子丟給了手機，這顯然是不可取的；另一種是，不乏有些父母“談網色變”，將孩子完全隔離在網絡之外，這同樣容易出問題，反倒可能激發孩子的逆反和好奇心理。而不管是哪種方式，說到底，都與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日常交流方式有關。甚至說，在外界“誘惑”更多的時代，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交流，父母對孩子的精神陪伴，日顯重要。

　　相較于管理漏洞引發的如這起事件一樣的對金錢的吞噬，置于整個互聯網社會的大背景下，如何避免技術的進步造成對人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情感與精神的“吞噬”，或更值得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