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曾記到：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象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復信，大意是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美國特使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霍夫曼,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坐在沙發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1949大撤退》，（臺灣）林桶法 著，九州出版社，2011.1

　　蔣自引退后，除出游寧波外，極少離開故鄉活動。四月二十二日，杭州會談是其參加第一次的公開活動，杭州會談隔天，國民黨軍撤離南京，再一日太原不保，局勢日趨嚴重；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棄守；二十四日，蔣介石命令蔣經國準備船艦，蔣經國及其幕僚都不知目的地，本來猜是去基隆或廈門，蔣命俞濟時將軍準備一切，俞派副侍衛長俞濱東將行李運至象山港登艦；二十五日，抵太康軍艦，由艦長黎玉璽陪侍檢閱艦上官兵，蔣始告知此行的目的是上海。此時，中共已渡江，上海岌岌可危，但蔣冒險前往，抵上海后隨即接見徐堪、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懺、湯恩伯、毛人鳳、陳大慶、石覺、谷正綱、陳良等人，聽取報告并指示方略，巡視上海市街。二十七日，抵上海復興島，駐于復興島之浚浦局行邸；二十八日起，先后接見桂永清、徐永昌、林蔚、顧祝同、湯恩伯、丁治盤、羅澤闿、郭懺、陳大慶、毛人鳳、馬紀壯、王克俊、吳仲直、闕和騫等，后召集上海市長陳良及社會賢達劉鴻生、杜月笙，指示如何配合軍事安定民心。

　　由于蔣覺得復興島離市區太遠，對于前來謁見請示的人員不便，命蔣經國到市區準備住所，蔣經國向蔣報告：“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么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蔣嚴厲地回答：“危險！你知道，我難道不知道。”蔣經國只好照辦，五月二日，駐市內金神父路勵志社，在此期間，蔣每天接見黨政軍要員在數十人以上，并召集黃埔學生訓話：“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

　　五月七日，下午乘江靜輪離滬往舟山群島，經普陀，還特意帶蔣經國登上普陀山，專訪普濟寺。面對寺內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禱拜。果如和尚是溪口雪竇寺主持，蔣母王太夫人皈依佛教，即拜其為師。蔣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聽教誨。蔣介石囑咐普濟寺主持將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遺墨好生保存，期望來年能再來祭拜。當時蔣很重視舟山群島，舟山的任務是作為上海撤退的中間站。陳誠秉持蔣的意旨，堅持加強舟山防御工事。

　　五月十七日，蔣與經國搭飛機從定海到馬公，其后蔣于十九日到閩省見朱一民（紹良），事后本擬再飛上海，但因飛機機件及其他考慮，轉往嘉義短暫停留，再回澎湖。二十二日，陳誠、俞鴻鈞、蔣鼎文到馬公與蔣會晤；二十六日，蔣自馬公飛臺灣岡山轉高雄壽山，據說當時之所以不直飛臺北，可能是安全上的考慮；六月二十一日，蔣從高雄到達桃園轉至大溪，其后至臺北草山（陽明山），在這段期間除應邀至菲律賓及韓國訪問外，先后進出大陸，其中以重慶及廣州二市停留的時間較久，離鄉到臺灣后到一九四九年底，蔣又多次進出兩岸。

　　蔣個人何時決定遷臺？其決定遷臺的原因為何？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首先要說明的是，蔣決定遷臺灣雖不是倉促決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經確定，臺灣是蔣下野后安排退路的選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可以從幾個線索做說明：其一，從首都及中心的說法，南京是國民政府成立的首都，抗戰期間首都暫遷重慶，抗戰結束后，還都南京，國共戰事緊急之際，曾有人再提遷都之事，蔣都不予響應，并且認為沒必要因為戰事緊急就遷都。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寫信給其妻宋美齡時，再度表示：“政府絕不遷臺，兄亦不即刻赴臺。”宋美齡此時在美國積極爭取美國的援助，蔣明白表示其不即刻赴臺應是其當時的考慮，即使在其下野后，也還沒有打算將政府遷臺。二月一日，蔣在日記中提到：

　　近日為蚌埠吃緊，關于遷都與政府裁員問題，謠諑紛紜，人心動蕩，致公務員與社會皆呈紊亂不安之狀，乃由行政院院會決議，表明絕不遷都，以辟謠言。

　　即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離開溪口后電宋美齡談到：“南京國民黨軍全部已于今晨撤退，但上海準備固守，絕不放棄，兄擬于日內離家他往，地點尚未決定，容后續聞。”此時的地點應該已經確定，可能避免消息走漏，居于安全的理由而不敢明白告知宋美齡，但即使如此，蔣還是有宣示固守上海及江南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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