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6月2日電(記者李金磊)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已公布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均明確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標，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廣州提出控制在1550萬人以內，深圳提出人口發展預期目標為1480萬人。

　　專家表示，設置人口“紅線”是基于解決“大城市病”的現實需要，但完成人口控制目標面臨較大的困難和壓力。根本是要調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產業和就業，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應”。

　　資料圖。圖為北京地鐵四惠站早高峰人潮。中新網記者 金碩攝

　　北上廣深劃定人口“紅線”

　　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記者梳理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均在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劃定了未來五年的人口控制“紅線”。

　　北京提出，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大城市病”等突出問題得到有效緩解，首都核心功能顯著增強。

　　“嚴格控制常住人口總量”。上海明確，落實國家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要求，統籌人口與產業發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到202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

　　廣州提出，明確全市人口規模合理區間。到2020年，全市戶籍人口控制在920萬人以內，常住人口控制在1550萬人以內。

　　深圳也明確，嚴格控制城市整體人口規模，優化人口戶籍結構和素質結構，構建超大城市人口與產業結構、城市空間、城市治理、社會建設“五位一體”的聯動調控機制。到2020年，全市人口發展預期目標為1480萬人。

　　未來五年人口增長空間還有多大？

　　按照當地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未來五年，這些城市的人口增長空間還有多大？根據當地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別為2170.5萬人、2415.27萬人、1350.11萬人、1137.89萬人。

　　據此計算可知，未來五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口增長空間分別為129.5萬人、84.73萬人、199.89萬人、342.11萬人。

　　“這些城市提出嚴格控制常住人口總量，一是國家政策的要求，二是現實的需要�！眹鴦赵喊l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一方面，按照國家提出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要求，這些人口壓力比較大的超大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另一方面，也與目前特大城市面臨的嚴重“城市病”有關，人口過多造成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矛盾比較突出，所以要適當控制人口。

　　國務院參事馬力也對中新網記者表示，特大城市由于資本回報率高，產業聚集度高，就業機會多，吸納人口能力強，所以大量人口向這些區域集中，但大量人口的涌入超過了城市的承載力，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不小壓力，所以需要制定限制人口擴張的目標和政策。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發展經濟學系主任曹和平對中新網記者分析，每一座城市都要有一個最優規模，需要基于現有的土地、水等資源存量，基礎設施條件，教育、醫療、住房建設等基本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垃圾處理能力等因素來確定。只有達到最優城市規模，效益才能達到最大。超過或低于最優規模，效益就會變小。

　　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湯彥俊 攝

　　需降低特大城市“虹吸效應”

　　實現人口的調控目標，面臨不小壓力和困難。馬力表示，北京的人口控制目標就多次被突破。人口跟著產業、就業走，這些大城市產業集聚度高、就業機會多，產業和人口不可能自動搬走。

　　李佐軍認為，由于特大城市信息流通比較快、就業機會比較多、工資收入比較高，對人口吸引力大，這些城市要完成人口控制目標，毫無疑問會面臨較大的困難和壓力。應該采取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通過提高進入特大城市的門檻，來減少外來人口帶來的沖擊。

　　對于如何控制人口規模，中新網記者注意到，在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北京提出，嚴控城六區人口規模，通過非首都功能疏解、嚴格控制居住和產業用地規模等方式，逐步降低人口密度。2020年全市城鄉建設用地控制在2800平方公里以內。

　　上海提出，更好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以產業升級調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調控人口增量，有序疏解部分城市功能，促進人口合理分布。中心城區堅持“雙增雙減”，嚴格控制住宅用地和建筑總量。到2020年，全市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以內。

　　馬力認為，最終要實現城市人口調控的目標，根本是要調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產業和就業，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并培育和建立大量的“反磁力中心”，要通過在這些城市提供完善的居住生活便利和公共服務，引導不同人群自愿在這些中小城市安家工作，從而實現人口的真正疏解。

　　“目前城市之間存在級別差異，誰的級別高，誰就能動員更多的資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負重，而中小城市發展滯后�！辈芎推浇ㄗh，盡快取消城市級別，在財稅、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分配方面適度向新興中小城市傾斜，使得人們在中小城市生活的機會成本不低于大城市，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從而實現人口的合理流動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