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積極推行“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有利于激發民間社會組織的活力，提升服務質量吸納會員，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

　　廣東將逐步從行業協會、商會入手，推進社會組織體制改革，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同時引入競爭機制，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趨勢的新的社會治理結構。（11月23日《南方日報》）

　　一段時間以來，“創新社會管理”成為熱議的話題，各地的社會管理創新實踐也層出不窮。但總體看來，體制改革上的創新力度不大。此次廣東著意推動社會組織的“去壟斷化”，并建規立制來為社會組織“松綁”，無疑值得期待。

　　過去，“一業一會”格局讓各行業協會、商會處于壟斷地位，沒競爭壓力。廣東此次將借鑒香港等地的經驗，推行“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激發行業協會、商會提升質量，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為確保“去壟斷化”的實現，廣東還將在社會組織注冊上降低門檻，簡化程序，突出“寬進”，重在培育。

　　長期以來，在社會組織管理上并沒有一部統一的專門性法律。現有的幾部規范性文件均系條例，立法層級較低，且局限于登記管理上，如1989年頒布、1998年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等。其共同特點，就是遵循了“大政府小社會”的管控模式。比如，社會組織在申請登記注冊時，被要求必須先找到一家“業務主管單位”。而且，這個“婆家”還必須是“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國務院或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授權的組織”。

　　這種由行政機關具體主管社會組織的體制，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卻束縛了民間組織的活力。現在是到了“把屬于社會的還給社會”的時候了。

　　強行要求行政機關對社會組織進行“業務主管”，既拖累了行政，又管死了社會，還傷害了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改為“指導”，意味著行政機關對社會組織的主要職責，轉向宏觀層面的、組織對組織的“指導”，而非具體、細微的管理，非行政體制內的上下級關系。比如，某行業協會，就應由該行業的市場主體組成。哪怕是“掛靠”的行政部門，其主要官員也無資格加入該協會，更不能擔任“會長”“秘書長”。

　　從2006年起，廣東就率先推行以“五自四無”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組織“去行政化”改革，大多數行業協會、商會在人、財、物等方面已基本實現與政府部門脫鉤。此次推動“去壟斷化”，實為“去行政化”的持續。不“去行政化”，即便實現了“去壟斷化”，也不過是為行政機關又添了一家“二部門”或“下屬單位”。

　　社會組織的“去行政化”或“去壟斷化”，意味著對行政部門權力和利益的調整，有些行政部門所以不愿放手。廣東此次能清醒認識到，一些社會組織還存在脫鉤不徹底和“行政化回潮”等現象，難能可貴，而對此開出的治理藥方，無疑也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