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國民休閑質量須從制度入手

5月19日，國家旅游局首次發布《中國國民休閑狀況調查報告》。報告顯示，中國國民工作日空閑時間僅3小時，占全天的13.15%，遠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8個國家23.9%的平均值。在帶薪休假方面，中國大陸在參與調查的3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最低。

工作日空閑時間少，意味著很多國民將時間投入到工作以及與工作相關的活動中了。這樣的調查結果不免讓人感慨。曾經，很多先進工作者的重要佐證，就是習慣加班以及多得數不過來的獎狀。而現在，休閑儼然成了一個社會重要的參照系，對比其他國家“找差距”了，這樣的變化足夠讓人心動。

也是，工作不再是唯一的內容，奔跑不再是唯一的姿勢，可以稍稍松口氣，閑看山川風物，靜觀云起云舒，體會一下生活中“停下來”的樂趣。凡此種種，其實是一種常態回歸。多少年忙東忙西，不就是為了這“偷得浮生半日閑”嗎？

從身邊人的情形看，慢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成為常態化的選擇。可以說，我們已經逐步在向“人”的內在需要邁步，習慣了回到自我、回到自在的生活。當然，這樣講，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忽略現實生活中久已存在的桎梏。

制度是制約國民休閑的主導因素。這些年，國民對于帶薪休假已經不再陌生，不過，熟悉這樣的提法是一回事，能不能享受到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單位、企業依然以剛性的制度強調效率，強調個體的奉獻，那么，即便明文規定了帶薪休假，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的權利。事實上，為什么僅7.7%的人因帶薪年休假不符合相關規定，和單位有過交涉？那是因為，在稀有的工作機會與“奢侈”的帶薪休假之間，不存在什么選擇和猶豫。

今年，699萬大學畢業生將進入就業市場，在這樣的人力資源壓力下，每一個個體想必都會依據這一現實而謹慎調整自己的行為邊界。而那些素來不把帶薪休假、年休假等當回事的單位，很可能會因此變得更加強硬。

此外，還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使得國民休閑直接變成了枯坐休息——比如，城市里日益增長的交通成本。盡管中國高速公路和高鐵的增速全球第一，可是，我們的腳步卻很難離開城市，擁堵幾乎成了城市里每一個人的夢魘。可為佐證的是，調查顯示，中國國民用于工作的9.249小時中，用于交通的時間超過1小時。提高國民休閑質量，必須首先改變“我不是在崗位上，就是堵在去崗位的路上”的現狀。（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