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廣東、湖北、湖南3名官員“失蹤”引發了社會對官員外逃現象的關注。據媒體盤點，出逃官員呈現級別由高向低、部門由“熱”向“冷”發展的特點。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的一項調研發現，隨著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公共衛生、園林綠化、環保等部門也變成了“熱衙門”，可以支配大量的資源和資金，為腐敗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權不在大小，只要抓牢；權不在大小，只要有用。”這句在貪腐官員中流傳的順口溜提醒人們：沒有絕對意義上的“清水衙門”。筆者從近幾年曝光的案件中簡單地舉上幾例：園林局算是“清水衙門”吧，安徽省黃山市園林局原局長耿曉軍，卻在四年時間里先后置辦了38套房產，總價值2000多萬元；殘疾人聯合會算是“清水衙門”吧，但湖北省殘聯原會計潘駿，偏在殘疾人身上打主意，挪用公款200余萬元；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算是“清水衙門”吧，但河南省焦作市愛衛委辦公室原副主任王占甫，還是能利用購買滅鼠藥之機貪污受賄，挪用公款30余萬元……

　　需要指出的是，“清水衙門”頻發腐敗大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部門大都存在人事壟斷——不論是單位領導還是普通員工，都長期呆在一個崗位上。這種人事壟斷性的產生，是因為這些部門表面上沒有什么“實權”，鮮有領導愿意主動來，加之部門的專業性、業務性相對比較強，所以從業人員就沒有什么交流。人事的壟斷意味著這些人極易占據“山頭”，形成利益共同體，利用手中權力兌換一己所需。利益輸出和交換格局一旦形成，就會使公器私有化，所以“清水街門”也能找到“流油”的肥缺。

　　“清水衙門”不清，更反映出監管上的缺失。實際上，權力的大與小是相對的。長期以來，監管部門的著力點和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那些要害部門，一些所謂的“清水衙門”卻常常被忽視了，結果造成它們的權力更大、更不受約束。從這個角度看，權力的大小其實就是權力的自由度，是同制約度緊密相聯的。監督制約度越大，權力就越小；監督制約度越小，權力就越大。失去了有效監督的“清水衙門”，不冒出一些渾水、污水、禍水來才怪呢。

　　腐敗沒有領域之分，權力也沒有大小之分、虛實之別。只要有權力，哪怕是微小的權力，也有腐敗的可能；而失去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不論是“權重衙門”還是“清水衙門”，權力都容易被濫用，從而成為腐敗分子肆意踐踏的“自留地”。絕對意義上的“清水衙門”并不存在，我們決不能因為某個“衙門”看似“清水”，就放松了日常監管。(廖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