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沒有經歷過貧困與絕望的人，似乎沒有足夠的資格談論它。但是，當面對最近幾起新聞事件時，那些主人公的不幸和無力，給人深深的觸動，覺得不得不說些什么。

　　不久前，河南省鹿邑縣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殺人被審。去年二月，她把農藥瓶遞給腦癱雙胞胎兒子，致二子死亡。這起案件看似荒唐無理，實則悲慘至極。

　　或許有人會問，不是有農村低保嗎？不是有殘疾人救助嗎？沒錯，確實有。但是兄弟倆每月共60元的低保，對這個家庭來講，杯水車薪。當地殘聯曾實施過貧困殘疾兒童康復項目，卻因殘聯未了解到相關情況，這對文化程度較低的夫婦也沒有提出申請，而未能接受救助。

　　被貧困逼入絕境的武文英，選擇了最極端的方式，確實不可取。但不得不說，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源，是當地社會救助工作的失職。且不談社會救助制度是否完善，有了制度卻沒有落實，就如同將制度開啟了隱身模式，看不見摸不著，現實意義更是無從談起。

　　為什么社會救助制度打通“最后一公里”就這么難？當民政部門工作人員坐在辦公室的時間，比走在基層尤其是偏遠山區的時間多，當村委會干部、鄉鎮干部不拿扶貧幫困當回事，不積極幫忙牽線搭橋，那么落實社會救助，只能靠貧困者自己申請，主動“送上門”。但是在農村，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往往文化知識水平偏低，對國家政策知之甚少，不知道該去哪里申請救助，也不知道該怎么申請，于是社會救助對他們而言，就成了遙不可及的夢。

　　與武文英相比，北京“井底人”王秀青可以說是幸運的。最新消息，北京某高校愿為他提供月薪3000元以上的工作以及食宿。他終于如愿以償，在城市有了一份能養活家人、供得起孩子讀書的穩定工作，并且再也不用住在井下。甚至還有很多熱心人，送來錢物，并資助孩子學費。

　　但必須要說，這樣的幸運始于被輿論關注以后。實際上，那些常年住在橋洞、路邊的打工者和流浪漢，又有多少人關懷過他們的困難與需求？社會救助，并不僅僅包括低保制度和臨時救助制度，還應當包括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以及更多人性化的救助手段。

　　事實上，“王秀青”們是當前社會救助工作的一個空白點。很多進城務工者，和王秀青一樣，靠一雙手自力更生，雖收入微薄，仍拼命努力，只為了改變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他們并不符合低保的要求，但生活非常貧苦，甚至連遮風擋雨的住所都沒有。他們需要的救助，不是幾百元的救濟金，而是一份穩定的工作機會、一套完善的保障制度。因此，社會救助應當從“授之以魚”邁向“授之以漁”，不僅給予貧困者最低生活保障，更能適時伸出手拉一把那些自強不息努力脫貧的人，幫助他們找到生活的希望和尊嚴。

　　讓社會救助更給力，各地民政部門能做的還有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學致貧，那么能不能與教育部門聯合，為讀書的寒門學子提供更多獎助學金？有的人是因病致貧，那么能不能與醫療單位聯手，為病患減免更多醫療費用？有的人是超生致貧，那么能不能與計生部門協商，以更為合理、人性化的方式繳納社會撫養費？有的人是失業致貧，那么能不能動員社會力量，向企業征集更多就業機會？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想到”的前提，是走到弱勢群體中去，親眼看看他們的生活，親耳聽聽他們的心愿，親身感受他們的艱難。

　　社會救助，是一張兜住困難群體基本生活的安全網。在這張網里，不僅應有衣食冷暖、就業教育、醫療住房，更應有人格尊嚴和社會公平。期待社會救助制度更加健全，期待救助制度落實更加給力，這是萬千百姓的共同心愿。(朱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