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讓創新思維成為一種習慣和本能，我們才可能以求新求變的活力沖破守成的暮氣，在進退兩難的糾結中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同樣是面對新形勢下錯綜復雜的基層社會矛盾，為什么浙江諸暨的“楓橋經驗”就能與時俱進，成為各地借鑒的樣板？同樣是探索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四川成都靠什么保護農民權益、防止基層政府缺位和越位？同樣是干部選拔任用，陜西紫陽又是怎樣改變“少數人選少數人”的傾向，真正體現民意導向？

　　仔細探尋這些改革探索背后的成功奧妙，無處不體現著創新的強烈沖動，蘊含著創新的無畏勇氣，閃爍著創新的思想火花。

　　在現代漢語里，改革創新，已經成為一個固定搭配。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史，就是一部以創新把握機遇的歷史。我們沖破觀念的桎梏，以思想的解放推動改革的突破；我們創造性地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市場經濟，以經濟體制的根本性創新帶動各方面制度的創新；我們把自主創新上升為國家戰略，奮力補齊生產力落后的短板。是創新，給了改革無盡的動力，重塑了整個國家的面貌。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會不斷強調創新思維的重要性，要求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將改革創新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各個環節。

　　沒有創新的思維方式，就沒有創新的行動和實踐。面對新情況新問題，不是憑經驗翻老黃歷，不是循舊例找教科書，而是努力想新辦法、找新出路，并且掌握了創新的內在規律和訣竅，我們才算是真正擁有了創新思維。只有讓創新思維成為一種習慣和本能，我們才可能以求新求變的活力沖破守成的暮氣，在進退兩難的糾結中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愛因斯坦說，“常識就是人在十八歲之前形成的各種偏見”。這里所說的“常識”和“偏見”，指的是那些在周而復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所謂“規矩”和“慣例”。依著這些規矩和慣例行事，常常是最省力的，因為它無需絞盡腦汁思考改變，也不用為“異想天開”承擔責任。然而慣例最容易捆住手腳，慣性最容易滋生惰性。對于領導干部而言，假如任由思想被“規矩”馴化，由強大的慣性推著走，既沒有挑戰“常識”的雄心，也沒有打破“規矩”的勇氣，我們靠什么克服體制的弊端、提升行政效能？又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擺脫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困境？

　　以新方法解決新問題、以新思路謀求新發展、以新眼光把握新機遇，不做墨守成規的太平官，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僅要克服得過且過的惰性，更須有敢冒失敗風險的擔當。調查顯示，創新意識與年齡、職位呈現出負相關，往往是那些入職頭5年的人，最富于創新精神，因為他們試錯的風險最小、成本最低。這給我們以強烈警醒：在全面深化改革時不我待的今天，領導干部一定要自覺沖破患得患失對創新沖動的抑制，才能不斷提高“創新情商”，實現革舊圖新的“驚險一躍”。

　　如果說勇氣是“創新情商”，能力則是“創新智商”。創新雖然沒有固定的模式，但也決非無規律可循。實踐證明，領導干部培養創新思維、提高創新能力，需要強化問題意識，始終對最突出的困難和問題抱有一種“不依不饒”的態度；需要提高集成創新意識，善于到群眾中尋找創新的靈感火花；需要對新生事物永遠保持高度的敏感，善于尋找新技術、新手段與老問題的對接點……只有不斷用這些標尺丈量自己、刺激自己，我們才能摒棄“時代都變了，還是老一套”的舊、克服“群眾都過河了，你還在摸石頭”的慢、防止“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亂，真正激發出創新熱情、凝聚起創新能量。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曾構想一個充滿創新氣質的國家，“創新理者為圣哲，創新術者為慧巧，創新益者為明智”，讓全社會“皆創新之是圖，無他志焉，無他思焉”。今天，日益強大的國力，為創新鑄就了遠比當年雄厚的基礎，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為創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寬廣舞臺。以敢為人先的銳氣激發創新熱情，以上下求索的執著砥礪創新智慧，我們就一定能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將我們這個有著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建設成具有強勁競爭力的創新型國家。（人民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