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經過3年4次請辭“資深教授”，校方終于同意了他的申請。由于國內在人文社科領域沒有設立院士頭銜，很多高校的資深教授、終身教授，可享受院士待遇。現年88歲的章開沅毅然告別了這一學術榮譽稱號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萬元的津貼。他說：“我是既得利益者，內心很不安。”（《中國青年報》3月31日）

　　3年4次請辭“資深教授”方獲校方批準，人們不禁要問：當上“資深教授”的章開沅，為什么會身不由己？

　　眾所周知，在我國無論是院士還是“資深教授”，其頭銜已經不再局限于學術成就，既事關他們個人的利益，也與所在單位、所在地區的利益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一旦當上院士或者資深教授，事實上就是終身制。

　　章開沅請辭“資深教授”被譽為“自我革命”，輿論普遍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此行為是高風亮節。院士、資深教授頭銜意味著學術高度，意味著話語權，意味著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多少人愿意放棄為之奮斗了大半輩子才得到的院士、資深教授頭銜呢？

　　對于章開沅們的工作單位和地區而言，院士、資深教授也是一種展示實力和形象的名片，是獲得各種項目的寶貴資源。去年11月，年屆八十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沈國舫也有一個請辭舉動。然而，當沈老向工作了一輩子的北京林業大學表達退休的意思后，被學校斷然拒絕。校黨委書記和校長對沈老道出肺腑之言：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們學校的旗幟，還要靠你說話呢。在中部某省會城市，去年出臺了獎勵政策，出一個工程院院士，獎勵其所在公司1000萬元發展基金。

　　如此看來，院士和資深教授的“崇高地位”，又似乎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關系不大，它更與利益和形象有關。在某些領導看來，有無院士事關政績，事關城市和大學形象，請辭行為無疑會使單位和地區利益、形象受損。

　　有研究表明，27歲到37歲是科學家最富創造力的年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愛迪生的很多發明都是在這一年齡段完成的。我國的院士年齡普遍偏高，去年新當選的兩院院士平均年齡達55歲。更嚴重的是，很多人當上院士之日，就是遠離學術研究之日，很多精力要用于社交活動。

　　破除院士終身制，讓章開沅們不再被利益“綁架”，必須有制度設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優化學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這一決定，對于激發整個國家的創新活力，無疑有著深遠的意義。(張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