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應以政治和文化中心為主，科技創新和孵化中心為輔；天津應立足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逐步承擔北方經濟中心的職能；河北合理承擔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與京津的產業對接。

　　京津冀區域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其是區域經濟發展三大增長極之一，是首都城市群所在地，是未來北方經濟發展的領頭羊，更在于其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經濟發展轉型與跨地區協作，有重要示范意義。鑒于京津冀區域跨行政區劃、跨經濟社會系統、跨資源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京津冀非協同不能有效推動。

　　協同首在轉變首都功能

　　通過研究，我認為，京津冀的協同，首先是首都城市功能轉變與京津冀發展定位協同。我們將各國的首都城市發展模式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單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重點建設成為功能單一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時首都所在城市群內或鄰近城市群中往往存在著一個經濟中心，為當地提供經濟服務或作為國家的經濟中心城市，如華盛頓與紐約、渥太華與多倫多等。

　　第二類是多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的發展以政治、經濟、文化多功能中心城市為目標，著力建設成為綜合型大都市，成為所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東京、倫敦等。

　　北京在21世紀之前的發展軌跡，類似于多功能首都城市發展模式，即北京以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為目標；進入21世紀后，由于人口、環境、城市規模等壓力，北京開始從多功能首都城市向單功能首都城市轉變，即不再承擔經濟中心的功能，而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這一轉變使京津冀城市群發展模式，表現為由多功能模式向單功能模式過渡，由單核模式向雙核模式過渡，由城市個體、無序發展向城市組團、協調發展過渡。這就需要京津冀首先明確各自的定位，才能真正避免過去的區域競爭和各自為戰。

　　具體而言，如北京作為首都城市的目標，應當是建立以政治和文化中心為主，科技創新和孵化中心為輔的首都城市；天津應立足現代產業體系的建設，逐步承擔起北方經濟中心的職能；京津在明確自身定位的基礎上，向周邊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轉移部分產業；河北省作為京津的發展腹地，合理承擔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與京津的產業對接。在這一過程中，京津冀的定位、職能及協同發展模式，必須進行頂層設計、合理劃分、重新磨合。

　　三方協同重在產業分工

　　三地協同，關鍵在發揮市場的作用。以長三角這個增長極為例，它發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各自的產業定位明確，上海以高端金融業為發展內核，昆山的電子產業發達，整個長三角地帶、依據上海這一核心城市，各自產業功能錯位，形成組團式發展。

　　經濟區域的發展既存在產業梯度和產業分工，也存在產業協作，這必須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特色產業為基本前提。如果經濟區域內成員間支柱產業相近、產業結構雷同，相互間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礎，相互間的關系就只存在競爭而沒有合作。

　　因此，京津冀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必須遵循產業發展和轉移的客觀規律，充分發揮本地優勢，進行合理的區域分工，突出自身特色與優勢，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合理定位，錯位發展，優勢互補，梯度協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的協作與發展過程本應是市場跨地區配置資源、進行資源整合的過程，由市場力量引導京津冀的協作與發展。

　　但由于三方的行政區劃障礙與利益沖突，為了徹底打破僵局，應由中央政府出面，牽頭協調三方的發展定位、利益共享、協作機制等，三地政府也應充分發揮協調、導向、推動作用，制定切實可行的優惠政策，引導企業主動加強跨省市的協作。

　　同時，區域協作與生產要素的流動密不可分，而生產要素的流動以健全的市場體系為基礎，因此京津冀應重點加強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企業產權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的一體化建設，以完善、健全的市場體系推動京津冀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提高生產要素在地區間、產業間的配置效率。

　　比如，京津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信息等方面的高平臺，加快向周圍的要素輻射，增強自身對周圍地區的影響力和擴散力，以推動產業順利轉移。

　　而河北應充分利用地域優勢，加快制定、實施靈活多樣的鼓勵性政策，大力引進本省稀缺的資金、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利用京津先進、充裕的生產要素提升產業結構層次和水平，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全面優化與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