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內蒙古赤峰視察時,發表了運用適當的貨幣政策工具、適時適度對貨幣政策預調微調的談話。這一表態,使得市場上有關央行應全面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聲音,再度升溫。近日,一些來自商業銀行、證券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紛紛發言,呼吁央行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避免經濟運行的“硬著陸”。(5月27日《第一財經日報》)

　　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對市場流通貨幣進行管理、調控的重要工具,央行通過提高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舉措,可以調節市場的流動性。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我國央行曾經頻繁使用這一工具。從總體上看,降低存款準備金律的次數要多一些。央行通過此舉來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抗擊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侵襲。

　　不過,連續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也對我國經濟運行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最明顯的一點是,過多的流動性推動了物價提升——前兩年房價在調控的壓力下卻不跌反漲,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同時,它還造成了貨幣購買力下降的問題,我國居民收入增加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被貨幣貶值銷蝕掉了。因此,自2012年5月以后,央行已經兩年沒有運用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這個政策工具,而是代之以對貨幣流通的預調和微調。

　　自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繼續表現為下降,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僅為7.4%,這甚至低于前幾年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的時候。在GDP增速下降這個表象后面,是一些行業和企業的運營出現了困難,這在被稱為“經濟晴雨表”的資本市場表現得尤為明顯——最近一兩年,股市長期陷于低迷,與市場資金的緊缺確實有直接關系。

　　不過,支撐一個國家經濟運轉的,絕不是以股市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而應該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而從實體經濟的表現來說,并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出了大問題。李克強總理在內蒙古的講話中指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出現積極變化。

　　總理的話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一系列經濟數據作支撐的。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已表明了這一點。個別行業出現的問題正是經濟結構調整中需要花大力氣解決的,比如鋼鐵、煤炭行業目前出現的困難,其實是長期以來積累的產能過剩問題一直沒有妥善化解所造成的。如果在這個時候再向他們提供“資金輸血”,那實際上是將問題往后拖延,使將來產生更嚴重的問題。

　　實際上,李克強總理提出的適時適度對貨幣政策進行預調微調,并不是一種新的政策宣示。在近兩年央行出具的金融政策報告中,一直有這樣的表述。事實上,央行也是這樣做的,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前兩年因為貨幣政策收緊而出現的“錢荒”問題,在今年已基本解決,這也證明央行的調控手段正在逐漸成熟起來。

　　一些來自商業經營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將領導人講話中的只言片語,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夸大性解釋,集體喊話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其背后很可能存在某種商業利益的驅動。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一些證券公司、商業銀行都設置了“首席經濟學家”這種崗位,這與經濟學家在經濟研究中應該保持的獨立性是相違背的。這些經濟學家基于自己所服務的商業機構的利益而向社會發表的觀點,其科學性往往是經不起質疑的。

　　中國再也不能持續以往那種以投資擴張和貨幣擴張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但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又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此必然伴有“陣痛”的出現,對此中央已再三表示有一定的容忍度。雖然我們需要對經濟下行保持足夠的警覺,但如果在經濟結構出現積極變化的關鍵時刻就驚慌失措,像前幾年那樣匆忙以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來增加市場流動性,會向市場發出錯誤的信號,大量通過降準釋放出來的資金就會再度流向虛擬經濟,再度堆砌起經濟泡沫,經濟結構調整所取得的成果也將再度喪失。（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