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赤峰市患者黃金海，因冠心病體內被一次性植入9個心臟支架，術后癥狀非但未減輕，反而日趨嚴重。9個心臟支架，是病情需要，還是過度醫療？記者調查發現，直徑只有2毫米到4毫米、重量不足萬分之一克的心臟支架，價格不菲卻被嚴重濫用。而對于心臟支架的使用，國內尚無強制性法規和監管措施。（6月30日《新京報》）

　　心臟支架的濫用亂象，雖久為人所詬病，但仍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一次性被植入9個心臟支架并非個案。比如之前，北京市海淀區一名74歲的老師，體內分多次被植入13個心臟支架。如此多的心臟支架植入，既是患者心臟的難以承受之重，也是個體診療的巨大負擔，同樣也是醫療專業素養淪陷的明證。在某些醫療機構唯利是圖思想的支配下，心臟支架已成過度醫療的工具，并導致其瘋狂濫用。

　　無利不起早，心臟支架濫用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誘惑使然。媒體報道中，不乏“專家稱我國心臟支架半數不靠譜，9倍暴利超販毒”之類的雷人新聞。將心臟支架濫用與販毒相比，盡管有些偏頗，但心臟支架存在暴利是不爭的事實。一個成本幾千元的支架，到了患者身上時就可能以萬為單位，如果是進口產品的話，價格就可能為數萬元。雖然其間的暴利將由多個環節分食，但造成心臟支架濫用的原因，自然難以排除“靠山吃山”的商業賄賂之嫌。

　　遏制過度醫療，已成當前醫療改革和醫療行業管理的當務之急。不過，過度醫療的根本原因還在于醫療標準的缺失，沒有“標準籠子”控制，自然就無以約束行為。以心臟支架的使用為例，什么情況下應當使用，其使用的最高限額是多少，目前尚無全國統一的標準。雖然近年來，各地針對心臟支架濫用的行為，開展了多次專項整治，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事后之治無助于有效解決問題，唯有防范關口的前移才能起到未雨綢繆的作用。

　　除此之外，對于解決過度醫療，不能把主動權全部交給醫院和醫生，還得走精細化的管理之路。如衛生主管部門可從專業的角度，對各種診斷擬定相應的診斷和治療指南，對大型器械的使用，有明確的數量限制和程序規范，以便于醫生掌握和患者監督。同時，要輔以相應的問責機制，對事實上的過度醫療應查證，以便于區分出專業需要和人為因素之間的差別，在還原專業權威的同時，也堵死醫療尋租的空間，讓心臟支架濫用現象得到根本遏制。(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