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條件不具備就強行趕農民“洗腳上樓”，無異于拔苗助長，恐怕事與愿違

　　不久前，一位年近六旬的農村婦女找我反映情況。剛坐下就抹眼淚：“這些年，一說到土地，就鬧心。”

　　她說，土地使用政策每過幾年就調整一回，弄得大家心神不定。上世紀90年代，國家出臺了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的意見，讓人吃了定心丸。她帶領全家用三個冬春把責任田改造了一番。好景不長，2004年村里成了土地流轉的試點，要求大家把土地反租倒包給鄰村的種糧大戶，每畝地每年給120斤大米、20元錢。

　　前幾年，種糧大戶還能按時兌現合同。2007年刮臺風發大水，地被淹了，基本絕收，“大戶”自顧不暇，答應過的條件也就無法兌現。2008年又碰上金融危機，村上外出打工的人開始回流。大家總要吃飯呀，便紛紛上訪。最后，縣委書記親自協調，承認以前的土地流轉確實操之過急了。地，又重新分給了各家各戶。

　　然而，剛穩定沒幾年，又開始小城鎮建設，村子的土地全被集中征用。婦女嘆了口氣：“雖然給大家補了一些錢，可總有坐吃山空的時候。沒有了地，又沒有固定職業，今后日子該咋辦？上個月，兒媳生了孩子。我去問我孫子能不能也享受征地補償？干部說不行，地早就征光了……”

　　這位婦女反映的情況，令人深思。近些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農地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土地承包責任制在一些地方有所松動。失地農民不斷增加，成為客觀事實。

　　對一個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緊缺的國家來說，如果讓農民永遠匍匐在田野里、固守那點可憐的土地，要想邁向富裕，確實很難。因此，適時促進土地流轉，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勢所必然。

　　但也務必清醒：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健全完善的情況下，讓農民離開土地的前提，是必須給他們提供寬廣的就業門路和穩定的收入來源。如果條件不具備就強行趕農民“洗腳上樓”，無異于拔苗助長，恐怕事與愿違。

　　在中西部地區，不少地方的二、三產業基礎較薄弱，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大張旗鼓推進城鎮化或搞土地流轉，往往導致農民受到無業和失地雙重擠壓。我們單位有位職工，老家位于某市郊區。前幾年市里建開發區將村里的土地征用，他那位已成為“準市民”的父親，只好到鄰省去租種別人的耕地。

　　即使是吸納勞動力較強的沿海地區，在推動城鎮化或是土地流轉時，也不僅要慮及當前的利益，更要謀劃長遠的進退。多年前，我曾采寫過某沿海縣“土地流轉”的經驗。這個以生產蓄電池見長的工業縣，勞動力轉移問題解決得較好，可不久前再到該縣采訪，卻發現，隨著轉型升級步伐的加快，一向引以為傲的支柱產業變成了落后產能，企業接二連三淘汰關門。就業問題一下子凸顯出來，數萬名被裁減而又失去土地的農民，頓時成為縣里的沉重負擔……

　　“責任田”不僅僅意味著責任，也緊緊連著農民的生存與命運。許多地方支付補償款搞征地，多是一錘子買賣，實質是讓農民在交出土地權利的同時，也交出了永久的立身之所。對于缺乏就業技能的普通農民而言，沒了棲身之所，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穩定土地承包責任制，防止失地農民大量涌現，這根弦，萬萬松不得啊！(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