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樁近期發生的醫療事故,放在一起解讀便有了意味。一樁是“湖南產婦殞命手術臺”,如今已是沸沸揚揚；另一樁是香港聯合醫院“118份病理報告出錯”,關注這件事的人可能并不太多。

　　先說前一件。起初某媒體報道中的一句“妻子赤身裸體躺在手術臺,滿口鮮血,眼睛里還含著淚水,可卻再也沒有了呼吸,而本應該在搶救的醫生和護士,卻全體失蹤了,余留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士在吃著檳榔”,成為瞬間引爆輿論的炸彈。但此后新華社等權威媒體介入,讓這起蹊蹺事件被逐漸還原——從已披露的信息來看,產婦家屬的不信任和過激行為,以及醫院方面的擔心害怕和溝通不當,是激化矛盾的關鍵；而某些輿論的誤讀和過度解讀,則在相當程度上將一起小概率醫療事故,渲染成了草菅人命甚至冷血謀殺。

　　同樣涉及醫療領域,不少朋友或許還記得去年底發生在浙江溫嶺的持刀傷醫事件。那起事件曾成為官方嚴厲打擊“醫鬧”的導火索,醫患關系的天平迅速向醫方傾斜。而眼下,情勢似乎又發生了反轉。事實上,這些年來,醫患之間的敵意與對抗從未止歇,有時“醫”占上風,有時“患”占上風,如同鐘擺來回轉換。

　　醫方背靠的是醫院和醫管部門。后者以組織和機構之力為前者撐腰,態度明確而強硬。譬如溫嶺傷醫事件發生后,浙江省衛生廳便立即表示“醫院可設安檢”。患方背靠的是公共輿論。因為只是分散的個體,沒有組織和機構的強力支撐,出了事尋求輿論支持成為捷徑。一起醫療事故出現后,敵意與對抗常常是一明一暗同時展現——明里是醫患對壘,暗里是機構和輿論對決,雙方互有勝負,但敵意與對抗卻不斷被強化。

　　而只要對抗和敵意還在,不管哪方暫時占了上風,都不值得歡呼雀躍,因為在“鐘擺”的作用下,雙方都“很受傷”幾乎是難以逃脫的宿命——這當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結局。有人說,在現行醫療體制之下,醫患雙方都如同“提線木偶”,都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這種看法或有一定道理,但醫療體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這種情況下是否就意味著,眼下我們就不能有作為嗎?問題的答案,或許可從下面這樁事件中找尋。

　　前些天,香港聯合醫院特別召開記者會,通報了一起嚴重醫療事故:一名去年9月才取得病理學專科資格的女醫生,在半年時間內撰寫及簽發了118份有問題的病理報告,其中101宗涉及拼寫錯誤、描述出錯,余下17個誤診個案中,涉及乳癌、膀胱癌、癌前病變等,其中嚴重個案有2宗,病人被延誤超過半年才大幅調整治療方案。我不知道,這樣一起波及面甚廣的醫療事故若發生在內地會怎樣,但香港方面首先是涉事醫院“自曝丑聞”,第一時間向公眾說明一切,并公開道歉,其后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迅速介入,醫管局亦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跟進事件。在這起事件中沒有“醫鬧”,也沒有輿論的過度渲染,法律則被反復提及。

　　坦誠而不是隱瞞,溝通而不是對抗,依法辦事而不是互不信任、各使手段,這是化解醫療糾紛最起碼前提。去醫院看病常常會憋一肚子火,大概不少人都有過親身體驗。而香港醫院則普遍設有病人關系科,患者到醫院看病不爽,可以到這個科室“吐槽”,很多可能激化的矛盾,都在這里被一一化解。反觀內地,我們又有多少醫院和醫生能耐心同病人溝通呢?美國醫生特魯多墓志銘上寫著這么一句話:有時去治愈,經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它提醒我們疾病的天敵除了藥物還有安慰,它提醒我們醫患之間并不是冰冷的技術與錢財的交易,而應是充滿人性溫暖的溝通與交流。

　　醫療改革涉事繁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現在就可以著手去做的,是盡一切可能用“柔性接觸”消除醫患之間的敵意與對抗,而不是用強力讓雙方更加劍拔弩張。與其在醫院搞安檢、給醫生發鋼盔、出臺各種嚴厲懲治患者鬧事的政策措施,不如多設置一些諸如“病人關系科”這樣的溝通平臺。而在對待醫療事故方面,患方和輿論亦應有所反思,須避免由情緒主導一切。在醫患關系的問題上,我們要的不是誰比誰更凌厲、誰的風頭壓過誰,而是回歸人性和良知的本位。(彭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