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四川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已婚婦女24周歲以上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為晚育。生育兩孩不符合“第一個子女”的要求。因此，生育“單獨二孩”的女職工不能享受30天的晚育假，同時男方也沒有15天的看護假。湖南、深圳、福建、江蘇、重慶等地的規定，也大同小異。（《成都商報》8月19日）

　　“單獨二孩”是新出臺的政策，理應有新的制度與之配套。女職工應不應該享受晚育假、男職工應不應該享受看護假，實際上涉及“產假福利”設立初衷與相關利益權衡，有必要打破原有的機械規定。

　　如果出于保護婦女、新生兒的正當權利考慮，產婦毫無疑問應該享受第二個孩子的產假。如果出于“控制人口”的功利，或者出于對用人單位的利益考慮，自然是產假越少越好。

　　“產假福利”之所以被社會認可，一是因為女性懷孕生產需要漫長體力付出，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生產之后，女性身心健康也有一個恢復的過程，所以需要產假來緩沖；二是因為新生兒不僅有哺乳、照顧的客觀需要，而且科學證明父母的關愛陪護對孩子身心智力發育非常重要。考慮到女性身心恢復規律和孩子成長需求，還進一步衍生出了“晚育假”、“多胎假”、“男性看護假”等。

　　因此，基于婦女、小孩的人權考慮，能否享受“產假福利”應當是一個科學問題。無論是婚內生育還是婚外生育，無論是成熟分娩還是早產流產，無論是第一胎還是第二胎，無論是干部還是工人、學生，在產假享受方面，都不應該存在歧視。

　　然而，考慮到社會分工與男女平等，女性除了要承擔家庭角色之外，還要承擔社會角色。因此，無論是女性的產假，還是男性的看護假，都涉及與用人單位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沖突的思路，也經過了一個文明演變的過程，從沒有保障到工作職位保障，再到帶薪產假的落實。

　　對用人單位來說，帶薪產假會增加成本，也帶來了歧視女性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生孩子，不僅是一個家族血緣的延續，也是對民族、人類的責任與義務，所以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已逐步用國家“生育津貼”取代了用人單位的帶薪產假。

　　我國現實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并非國家法律，在思路上，還是著眼于計劃生育和勞動保護，沒有上升到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高度，所以各個地方又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將其細化落實，這自然就帶來了鮮明的地方“特色”和狹隘的功利色彩，不僅本身爭議不可避免，而且也適應不了如“單獨二孩”這樣的新情況。

　　關于“產假福利”的問題，不只“單獨二孩”能否享受晚育假。近年來各地的擴展性規定、社會各界的相關建議，實際上都暴露了現有規定已經滯后的現實。因此，很有必要對“產假福利”正本清源，在科學調研后以立法形式加以確認。這樣，既可避免因地方差異帶來的不公平與爭議，也能以“產假福利”的“一小步”，推動我國社會文明向前“一大步”。(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