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信陽市政府有關工作組就“走失男童獲救助半年后死亡”一事，向家屬出示了一份賠償清單，家屬獲賠合計133946.15元。清單同時注明責任劃分，其中，死者自身患病承擔70%責任、死者父母監護不力承擔15%責任。家屬對此表示不能接受。（《京華時報》6月10日）

　　按照賠償清單的責任劃分，孩子及其父母承擔了85%的責任，而救助機構卻只承擔了15%的責任，這樣的結果自然令家屬難以接受。在真相還沒有完全明朗的情況下，這樣的責任劃分也讓人質疑。因為正如相關專業人士所指出的：孩子的死亡原因，是否與救助站失職有著直接關系，對最后的賠償金額起著決定性作用。

　　6月1日，信陽市發通報稱信陽市救助站、信陽市第一人民醫院、浉河區公安分局等部門，同時有18人受到了處分，這意味著當地政府已然認定相關人員存在失職。那么，這樣的責任分攤，顯然并沒有體現責權利對等的原則。同時，從既有的事實來看，男童死亡并非孩子父母遺棄所致，其本身又屬于未成年人且有智障疾患，讓其承擔70%的主要責任，有違常理。

　　當處理的主體和賠償的主體為同一人時，也就意味其集裁判員和運動員于一體，利益取向之下很難避免不以“利己為上”。因此，需要沒有直接利益關聯的第三方獨立調查機構介入，如上級政府部門、異地專業組織，或者由多方人員參與的臨時調查機構等，以厘清真相并明確責任，在此基礎上進行賠償。

　　然而，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規范中，第三方調查很難得到確保。因而，如當地官方所說那樣，“不滿可走法律途徑”或是一項優選。向法院起訴走司法途徑，雖是迫不得已，卻也是現實情況下尋求權利保障的最好方式。

　　長期以來，很多人對信訪極為依賴，而對尋求法律解決而信心不足。一些信訪問題之所以遲遲難以化解，纏訪和鬧訪案例層出不窮，皆在于化解問題的主體獨立性不足，難以獲得最基本的公平認可，無以讓人信服而導致息訪成本增加。在此情況下，需要通過一個個司法案例的出現，激活公眾的司法信心。

　　讓“走失男童獲救助半年后死亡”一案，最終回歸司法解決，不失為對地方法治的一次檢驗。（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