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委托開展的一項針對1200名接受過資助的貧困學子的調查顯示，受資助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困難，呈現“常態化貧困”趨勢。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3年應屆生就業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生的城鄉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成為就業最為困難群體，失業率高達30.5%。有專家認為，現有教育體制已逐漸失去了承載階層流動的職能。（10月18日《中國青年報》）

　　因為沒有相應的參照數據（未受助貧困孩子境況、未獲教育機會的這類家庭的孩子的就業發展情況），因而我們不能貿然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在現有教育體制、貧困生資助方式、社會就業環境下，教育和資助對于貧困生改變命運毫無作用。

　　更符合現實邏輯的一種可能是，仍有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通過政府、公益組織、愛心個人的資助，獲得了教育機會，獲得了相比同類起點其他更多孩子的更多機會——但這樣的機會還不足以扭轉機會不公平。貧困家庭的孩子在畢業后，脫穎而出更趨艱難；部分人獲得一些職業發展機會，要想獲得向上發展的空間，將面臨缺乏家庭人脈支持等重要因素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甚至難以獲得起碼的職業發展機會，或被迫“就低”選擇職業。

　　而在貧困學生獲得資助，延續教育的過程中，不管是在中學、大學，還是職校，也更可能面臨融入障礙。這樣的融入障礙對于貧困孩子在校期間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和個人競爭力，存在明顯的排斥性。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帶有幾分激憤的指出，在全球貿易熱潮、互聯網狂飆、私有化浪潮下，美國等經濟體的資本收益率始終高于經濟增長率，不公平的稅收政策使得先富階層可以保持富者愈富的先發優勢。這種情況下，資本、出身一定程度上變得比知識、能力更為重要，社會流動性變得相比以前大為放緩。

　　這也意味著，給予貧困學子教育機會，很可能阻遏社會流動性的放緩，但如果不努力維持并改善這方面的機會公平，不設法提高相關的經濟資助水平，社會流動性將變得更快陷入固化。要想更有力的推進社會流動，只能寄望于再分配政策作出有效的重大調整。

　　當然，如果能夠切實改善大學、職業教育、中小學教育體系的培養質量，讓畢業生走向社會時能夠有效滿足各行各業的需求，不至于出現而今這樣不少畢業生因為無法適應用工單位的需要，在各行各業呈現一定程度“招工難”的同時，并存“找工難”現象。這樣一來，包括貧困學子在內，廣大畢業生能夠縮短畢業后擇業困難的周期，盡快實現知識和職業技能的變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