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性騷擾也應當防干擾

　　記者26日從由廣州市婦聯、廣州市文明辦聯合舉辦的“第二屆羊城家庭文化節”開幕式上獲悉，重新修訂的《廣州市婦女權益保障規定》（以下簡稱新《規定》）將于6月1日起實施。新《規定》規定：“婦聯只要接到女職員受到性騷擾的投訴，不管是否屬實，都會對該單位發出書面意見書，要求相關單位或企業立即采取措施，比如，將領導或老板辦公室的木門改為玻璃門，將受騷擾下屬調離該上司部門等。” (5月27日《廣州日報》)

　　因為記者把“將領導或老板辦公室的木門改為玻璃門”和“將受騷擾下屬調離該上司部門”放在了導語中，于是，就有人在“玻璃門”和“調離術”上做文章，質疑其操作性，認為這些外在措施對預防咸豬手作用有限。更有人拿個別女性著裝“短露透”做說，感慨“現在的男人太難了，做公車看女人的短裙被指流氓，你說那裙子是男人看短的嗎？”更有人拿男女平等為由，認為既然性騷擾有了定義，就不應該特指騷擾者的性別，男女一視同仁才平等，呼吁同時出臺《男人保護法》，保護男人的權益……種種說法，雖然有調侃成分，但從中也看出預防性騷擾所面臨的輿論困境，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干擾。

　　其實，廣州市這個新《規定》的亮點，在于用人單位在受到“投訴”后，無條件立即采取措施進行預防和制止，賦予婦聯組織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權威，而絕非“玻璃門”和“調離術”所涵蓋的全部，這兩項措施不過是通俗地舉例而已。這樣講，也并非說新《規定》無懈可擊，十分圓滿，不允許評價和爭論，而是說，預防性騷擾本來就是個難題，同時又是社會強烈呼吁的問題，看問題的著眼點理應放在如何推動預防措施落實才是，即使是挑刺也應該指出可行之策，不能把預防性騷擾變成發牢騷。

　　在我看來，預防性騷擾不在于如何設計點子，而在于如何付諸實施，并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形成一種根植于現實生活管用的招術。以廣州新《規定》為例，“禁止以語言、文字、肢體行為、圖像、電子信息等方式對女性實施性騷擾”，從內容上看，規定得比較具體，有這五種行為就夠成了性騷擾。但如何“禁止”卻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而不解決如何“禁止”問題，既定的目標恐怕就要落空。

　　新《規定》要想奏效，至少需要解決各級婦聯如何履行職能發揮作用、如何排除干擾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兩個關鍵問題。只有各級婦聯排除干擾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履行職責，挺起腰桿理直氣壯地行使職權，在做好正面宣傳積極引導的同時，依法嚴懲影響較大的反面典型，才能在預防性騷擾上樹立自己的權威。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樹立長期作戰思想，各級婦聯組織攜起手來，迎難而上，排除一切干擾，構筑一道道堅不可摧的維權屏障，勇于經風雨見世面，在總結經驗教訓中不斷提升預防能力，找到有效的預防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