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函”或揭開“民告官”難的蓋子

    重慶農民付強的蛙場被劃入了工業園區，在補償沒談好的情況下，施工者放炮開山，大批蛙在炮聲中死去。付強由此與爆破公司展開了訴訟。不過，原以為勝算在握的付強，卻等來了一場打輸的官司。今年6月，付強的律師查閱卷宗時，發現了一份當地管委會發給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6月28日《新京報》)

    打官司，有輸有贏，事實是依據，法律為準繩。但是，付強輸在法律上，還是輸在“權大于法”上？一份當地管委會發給法院的“公函”給了我們真實的答案。要求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地方政府這份霸氣十足的“警告函”，是否左右了法院判決，我們不妨從法官的表現中窺見一斑：對于蛙場損失案，法院先后5次開庭，一直未判決。對此，法官稱“園區和區政府干涉，不能下判”。

    假如不是法院的疏忽，假如不是律師查閱案宗，地方政府警告法院的這份“史上最牛公函”或許不會現身。在筆者看來，這份“警告函”或揭開了“民告官”難的蓋子。

    “民告官”難，是我國司法現象中的一個“頑癥”。對行政訴訟案件，一些法院不愿接、不敢判甚至一味庇護政府的原因不難分析，因為地方法院受到的制約因素太多、干擾勢力太大。“民告官”難的案件中，地方干擾司法的方式五花八門，如打招呼、寫條子，出臺哪類“民告官”案件不能受理的“內部政策”等等。這份曝光的“警告函”，便是佐證。

    法律是社會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告狀難”使一些走上百姓漫漫上訪路，已是不爭事實。解決“告狀”，及時有效地排查化解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司法的權威和公正形象，除了法院本身加強自律，加強有效的外在監督外，如何讓地方相關政府部門不能、不敢隨便插手干擾司法也很關鍵。（惠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