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家鑫”案件的改判，讓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頗感壓力。不過，面對幾乎一邊倒的質疑聲音，云南省高院副院長田成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是表示，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也要改改了。他認為這個案件“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這個國家需要冷靜，這個民族需要冷靜，這是一個宣泄情緒的社會，但這樣的情緒對于國家法律而言，應冷靜。”

　　如果剝離開具體的案子，田成有副院長的觀點及理念正確得讓人無話可說。但是，具體到李昌奎殺人案件上，田的表態顯然過于“超脫”，既脫離了這一個案的實際，也脫離了司法應當秉承的基本精神。如果以司法完全忠實于法律規定的基本要求來看，按照法律規定判處死刑恰恰是司法的理性；而通過“先進理念”作出的慎殺判決，卻反而可能是一種非理性的“冷靜的沖動”，對于司法和法律的傷害將是巨大的。

　　司法之于社會，當是這個社會最理性的部分，因此，田副院長關于“冷靜”的言論，對于司法機關來說，是為至理。但司法的冷靜，其“標桿”在于法律，而不是一種理念。無論這種理念是如何的進步，也只有其成為法律之后，才能成為司法的“標桿”。在我們這樣一個成文法體系里面，憑著“先進理念”，而想把一個案件辦成“10年后”的標桿和典型，則完全曲解了司法“冷靜”的真諦。況且，“10年后”如果是一個準確的判斷，則是將10年后的法律用于了現在的判決，且不謬哉！

　　司法觀念之爭，向來多多，對于死刑的存廢或適用的收放程度，受各自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社會層次等各方面影響，向來雖眾聲喧嘩，而無定論。刑事政策固然提出“慎殺”，但也是在法律的框架內的“冷靜”。司法的“冷靜”，正在于準確地適用法律，在司法過程中不對法律采取“添磚加瓦”的方式，不為個人的司法理念所左右，所思所慮，唯法是瞻。如此，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才能摒棄各自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國”，跳出理念之爭。也正需如此，國家法制才能有一個統一的標桿，而不是以個案為標桿。

　　就死刑改革而言，其本身需要一個系統性的操作。比如：目前死刑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相較，在懲罰性上并非一個合理的漸進，一個罪大惡極之人，如果免于一死，則可能十余年即可出獄。這種落差，注定了“慎殺”的另一面，必須是“慎緩”，即對罪大惡極之徒，慎用“死緩”。法律的根本目的還是在于社會效果，如果某一判決引起眾多質疑，那么，放下身段對自己的審判過程進行審視，看看其中是否有“以理念量刑”的東西，自有必要。民眾并非嗜殺，若以此認定是“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則是給公眾一頂大帽子，又開始沖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