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萬采購事件 舊應對套路的新疑問

　　近日，在熱點事件層出不窮、天價采購事件見怪不怪的背景下，國家級貧困縣云南省富寧縣政府采購中心擬為即將參加縣“兩會”的代表、委員采購總計978只上海牌手表作為紀念品一事，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質疑。究其原因，大致可能是因為價格雖然不很離譜但是用途不太靠譜，事情雖然不再稀奇但是處理過程很是新奇。事情曝光后，當地政府隨后的處置充滿了程序化的意味，程序化到任何一個稍有中國生活經歷的人，都可以毫無意外地預見到事件的處理結果。果不其然，12月2日，富寧縣政府回應稱，這起事件系會議籌備組相關人員違反程序發布詢價采購公告，同時決定，“兩會”不購買不發放任何紀念品，會后將向社會公開“兩會”經費，接受社會監督，對違規工作人員也已啟動問責程序進行行政問責。

　　當事縣政府的應對之策，從官僚系統運行規則看，可謂中規中矩，無可指責。因為，其他諸多類似事件以及上級處理類似事件的應對策略，也不過如此。從事后的社會反響看，這一策略確實也達到了當事方所期待的效果，輿論又忙于追蹤層出不窮的其他新事件了，這類事情就此順利過關。但是，這種已經被社會習慣性接受的應對套路，是不是就真的那么完善呢？對于杜絕類似事件的發生能不能起到根治作用呢？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來自社會更多的質疑和反思。

　　從責任承擔角度看，在這起事件和其他類似事件中，直接承擔責任的，都是具體經辦人員甚至臨時工。富寧縣委主要負責人甚至振振有詞地表示，“縣里幾位主要領導之前并不知道此事，更沒有作出相關決定。”似乎因此追究直接經辦人員的責任就足以謝天下了。但是，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行政機關的行為一旦違法或者造成不良后果，承擔第一位責任的是行政機關本身，在首長負責制的體制下，行政機關首長應該承擔第一位的責任。具體承辦人員只有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存在故意違法的情形，行政機關才可以向其追究責任，即便是過失都不應當承擔責任。當然，具體承辦人員純粹的個人行為例外。因此，對于行政機關的行為存在違法或者不當，造成不良社會后果的，首先應當承擔責任的是領導而不是工作人員。富寧縣政府這一采購行為，顯而易見不是具體工作人員的個人行為，而是富寧縣政府的行為。如果具體工作人員超越職權、或者未履行相應報批程序，內部可以進行相應批評甚至處分，但是，在對外責任承擔方面，無論內部情況如何，都不能以具體工作人員的責任代替法定責任主體的責任。如果一旦出了事就拿工作人員或者臨時工來頂包的邏輯大行其道，領導們在決策時不用面臨應當承擔的風險，則類似事件只會層出不窮。這不是猜想，而是令人遺憾的現實。

　　從接受社會監督角度看，每次出現類似事件，當事機關信誓旦旦要公開以示接受社會監督，已經成了固有模式，人們也已習慣性地接受了這種模式。但是，動輒就“公開以接受社會監督”，有時候不僅驢唇不對馬嘴，甚至反而嚴重暴露出一些政府機關法治觀念極度缺失的弊病。就此事件而言，曝出采購丑聞的并不是行政機關，而是作為人民代表機關和參政議政機關的“兩會”。他們本來就是“社會”的代表，為他們采購紀念品的行為何來社會監督一說？縣級人大是直接選舉產生的，對縣級人民代表機關的監督，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應當通過選舉決定代表的去留，而不是適用于針對官僚機關的信息公開等方式。

　　一些政府機關在履行公共職責過程中，屢屢曝出違法亂紀丑聞。而在每一起類似事件的處理過程中，程序化的套路雖可一時應對，但是沒有從源頭上解決問題。這需要對這種程序化的套路認真反思。如果每次發生類似事件，本應由領導承擔的行政問責責任，都制度化地推給具體工作人員甚至臨時工，那么領導們在決策時將沒有任何顧忌，這類事件也就層出不窮。如果每次發生類似事件，都能夠通過同一個應對套路順利過關，法律關系被肆意扭曲，其暴露的深層次問題，更有可能被現實合理化，從而扭曲法律關系架構，危害之大，不可不認真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