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縣“富”醫改經驗可以復制

　　桑植的做法并非“高不可攀”，做不到的地方，關鍵是沒有把解決民眾基本醫療困難作為大事要事來抓

　　前有神木，后有桑植。但相對于神木用雄厚財力建立起來的全民免費醫療，桑植的窮縣“富”醫改無疑更具借鑒和推廣價值——從去年6月起，農民只要繳納150元，就可在鄉鎮衛生院享受住院全報銷。這個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的事情，竟然在桑植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實現了。（據央視《新聞1+1》）　

　　在人們的觀念中，要搞醫改，讓百姓看得起病，就需要有政府財力的支持，所以當神木在前幾年搞了個全民免費醫療時，輿論起初雖很驚訝，但在了解其財政實力后，也就覺得可以理解。畢竟神木的人口只有40多萬，而當年其財政收入即達六七十億，歸屬于地方可支配的財政收入也高達16億多。如此強大的財政收入，完全可以來填補全民免費醫療后所產生的醫院收入窟窿。

　　然而，即使如神木，人們也產生了醫改是否可持續的疑問。盡管比神木更有錢的縣市很多，但在神木模式曝出后，似乎并未聽到它們中的哪個地方也想學。相反，在這些地方，存在許多底層百姓看不起病的現象。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能不為桑植的勇敢舉措擊掌贊嘆。這個從1984年起就一直被列為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去年財政收入才2.02億，農民人均收入也只有3021元，只比全國農民人均收入一半稍多點。可就是這樣一個窮地方，竟解決了全國很多富地方都頭疼不已的農民的基本醫療問題，不能不說難能可貴。

　　那么，桑植又是如何進行窮縣“富”醫改的，其價值何在？從報道來看，桑植模式最核心的有兩點，一是在現有的新農合盤子上，改變其報銷和支出方式，讓農民更愿意看病，更不擔心看病，來提高就診率；二是使鄉鎮衛生院回歸公益性質，改變其以藥養醫和盈利沖動。

　　對于前者，桑植的做法是，通過制定有關住院全報銷的實施細則，參合農民只要繳納150元，基本醫療費用就全報銷，并對農民住院全報銷情況張榜監督，做到公開透明。對于后者，桑植的做法是，藥品嚴格實行零差價；醫院收取的門診費、檢查費和手術費等，由物價部門嚴控；取消醫院的賬戶，其收入交衛生局的專用賬戶保管，所需費用先打報告審批；至于醫務人員的待遇和收入，則從政府的財政和新農合的資金中直接支出。到目前為止，縣財政為此已支出800多萬元。

　　應該說，桑植的這些做法并非“高不可攀”，且地方財政也沒花多少錢。但為什么絕大多數市縣做不到？關鍵就在于，地方政府的認識出了偏差，沒有真正認識到基層民眾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不但關切其幸福，而且也關切到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而把解決民眾的基本醫療困難作為大事要事來抓。

　　桑植的窮縣“富”醫改，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另一點是，要讓百姓得福利，根本的是要讓醫務人員受鼓舞。作為醫療技術的提供者，如果不能保證基層醫務人員有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甚至讓他們為自己的生計操心，那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結出好果的。但在桑植，人們看到，鄉鎮衛生院醫改之前是差額事業單位，醫改后，變成全額事業單位，職工工資由上面撥，醫院不需要靠過度開藥、過度服務搞創收，這樣，對醫務人員的考核也就變成他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維護民眾的健康。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如何看待農民在全報銷后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一些地方政府擔心，這樣做會不會鼓勵農民有事沒事跑來看病，或者占著病床不走？其實，這是不了解農村的情況。不排除個別農民會出現這種現象，但從整體來看，由于農事繁忙，再加之很多農民從家里到衛生院的路程不近，多數農民并不會動不動就去看病，更不會占著病床不走，至少從桑植來看，沒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就在于農民也要考慮時間成本。　

　　所以，從桑植的這個案例中，我們有必要追問，既然桑植都能夠建立真正維護醫療公益性的新制度，為什么其他地方做不到？是不能，還是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