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必須坐實公民“環境權”

　　連日來，全國多個城市上空持續多日的陰霾天氣，讓國人再度將目光聚焦到環境污染的老話題。尤其是作為首善之都的北京，連續四天污染級別維持在重度和嚴重污染水平，向全國拉響了環境污染治理的警報。

　　二戰以來，隨著工業社會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日漸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制約經濟發展和影響社會穩定的全球性問題。面對全球變暖、污染嚴重和資源高耗的嚴峻形勢，世界各國越來越注重尋求法律的剛性治理手段，一種新型的人權形態——環境權也隨之被提出。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國際法學者雷諾·卡辛提出，就將現有的人權原則加以擴展，以包括健康和優雅的環境權在內，人類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潔的空氣和水中生存的相應權利。

　　從法理上講，每一個公民都有在良好環境下生活的權利，這是人類生存權的應有之義，也是確保人類自身繁衍不息的重要保障。為此，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第一條莊嚴宣告：“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在這一思想影響下，世界許多國家開始了環境權的立法實踐，美國、日本等還廣泛運用司法手段為公民環境權提供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尋求經濟后發優勢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而每次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都未能深入法律保障的肌理層面進行反思，以致今日陰霾籠罩我們依然討論的還是政府的應急機制與行政手段。這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式思維，但恰如北京市環保局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所分析，燃煤、機動車、工業、揚塵，這些污染源排放量大是造成本次嚴重污染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環境治理的根本之道并非某一次污染的排除，而是要針對污染源尋求常態化的治本之策——確立起法治化的治污方式，并凸顯出背后公民環境權的法理基礎和社會價值。

　　相比其他一些國家而言，我國雖然已有幾十部環保法律法規，卻缺乏對公民環境權的明確保護。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但在公民的基本權利章節中沒有涉及公民環境權的條款。作為“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也只是規定公民保護環境的義務。整個立法強調更多的是國家、個人環保方面的職責，而未能從公民的角度宣告環境權。這種權利立法的闕如，一定程度上造成公民環境意識普遍低下，對周圍的環境污染事件和現象漠視不問，進而影響許多環境違法行為得不到及時的曝光和懲治，也難以從根本上形成倒逼政府執法的動力機制。

　　公民環境權并不是一種空洞的權利形態，其不僅要得到立法的明確宣示，更要獲得具體可行的實施路徑。具體而言，當前急迫的事項有三：一是確立政府保障公民環境權的法定職責。在執法層面更加細密的設定政府責任，并通過嚴格的責任考核與追究機制，確保執法部門始終處于環境執法一線，對那些污染環境的違法行為實施常態化的嚴密監控，對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提出預先的應急方案，對環境權利遭受侵害的公民及時賠償和補償。

　　二是為公民環境權提供公正便宜的司法保障。缺乏司法救濟的權利，往往只是一紙空文。無論是作為公民個體權利，還是作為公民群體性權利，環境權只有進入訴訟通道才能發揮出改善環境的目的功能。尤其是針對現實中不斷出現的侵害環境權益現象，在民訴法修訂新增公益訴訟的基礎上，還需進一步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渠道，以便宜的司法程序激活公民環境權，并由此帶動整個環境法權威的樹立。

　　三是保障公民環境自救的責任與倫理。與其他權利形態不同，公民環境權的事件除了依靠公權力機關，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公民自身的自覺倫理。這種公民意識下的自救行為，需要國家和社會提供更充分的條件和保障。例如，環保法規定了公民對污染環境的檢舉控告權，對這一執行性權利的保障程度，必然影響到公民自救的積極性。而在更寬泛的公共環境事件中，公民參與治理、行使監督的途徑也需要拓寬，公民基于環境權目的的結社與自組織權利也亟待支持，社會公益組織的運行也需要保障。（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