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舉報人遭報復暴露立法疏漏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材料顯示，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6月19日《檢察日報》）

　　舉報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是憲法賦予公民的監督權利，同時，舉報人也是國家司法、紀檢機關打擊腐敗瀆職行為的“親密戰友”。舉報人理應得到“戰友”的保護和關照，這也是政府的責任。但現狀卻不容樂觀，這一方面是由于相關法律嚴重滯后，缺乏切實、可操作的舉報人保護制度，且對打擊報復舉報人的懲罰缺乏威懾力；另一方面，辦案機關較少設身處地為舉報人著想，從理念上沒能把保護舉報人與打擊犯罪置于平等地位。

　　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專門的舉報人保護法。有關舉報人保護的規定散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等法律和司法解釋中。且這些規定過于抽象，缺少具體的可操作性，不能給予舉報人切實、及時、有效的保護。與法治發達國家嚴密的證人保護制度相比，我國立法和具體舉報落實制度都明顯落后。

　　比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68條規定：證人可不對個人情況作出回答，確定其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檢察院保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85條雖然規定司法機關對要求保密的舉報人應當為其保守秘密，但案件進入審判環節后，舉報人作為證人必須在提供證言時陳述真實身份信息，所謂保密承諾也就無從談起。

　　雖然近年舉報信層層轉發，又回到被舉報人手里的案件少了，但舉報信息的保密情況依然不樂觀，往往案件尚未啟動，被舉報人已聞風而動。而香港特區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貪污舉報，由于實行嚴格“單線聯系”制度，至今沒有舉報者因資料外泄而遭報復。至于美國水門事件中的線人“深喉”，直到2005年當事人自己說出真相前，一直就是謎。其中的制度安排，值得司法機關借鑒。

　　雖然《刑法》規定了報復陷害罪、打擊報復證人罪，以保障舉報人的合法權益，但其立案門檻過高、刑罰太輕，不足以震懾違法者。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報復陷害罪”的立案標準是：導致舉報人或其近親屬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如果沒達到舉報人被報復得自殺的“標準”，司法機關就無法啟動刑事追究機制；且即使打擊報復造成舉報人自殺，該罪的最高刑期也只有七年。可見在現行制度下，司法機關難以有效保護“戰友”———舉報人。

　　至于“隱性”的打擊報復行為，諸如被舉報人利用單位的行政職權，對舉報人在職務職級晉升、工資福利待遇調整、工作崗位變動上設障，目前更是缺乏有效的針對措施。其實，對此并非真的無能為力，比如美國專門設立了“文官制度保護委員會”，遭打擊報復的個人可直接上訴至該委員會組織聽證會，并作出包括降級、開除公職、或處罰金的最終裁決。

　　事實上，在保護舉報人方面，有很多成熟的國外制度可借鑒，以彌補我們立法領域的明顯缺陷和疏漏。關鍵就在于，是不是真愿意保護“戰友”。只要制度健全、執行有力，各類“隱性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就不存在因其手段“合法”，行為隱蔽，難以界定，一直處于法律救濟的“邊緣死角”的問題。（新京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