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的“個體道德”和“群體道德”

　　廣東佛山女孩“小悅悅”被車撞傷遭遇路人冷漠、深圳公務員廖天野毆打辱罵父母等事件，再次引發人們對社會道德問題的深思。人們期待通過加強“官德”建設、發揮官員道德示范作用，以引領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中組部有關人士透露，將于近期下發關于干部德行考核文件，針對“德”制訂了全面考核標準，包括孝道在內。(《南方都市報》11月7日)

　　公職人員的行為對社會群體有著很強的示范作用，因此，對公務員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無可厚非。“官德”建設確實與官員的個人道德水平緊密相關，每個官員，只有提高自我道德修養，嚴格自律，整體的“官德”水平才能有所提升，因此，對每個干部自身的品德修養進行考核，確有必要。

　　不過，在重視官員的“個體道德”的同時，還應該重視官員中客觀存在的“群體道德”。無論是普通社會成員還是機關官員，都有表現于自身的“個體道德”，和表現于群體行為之上的“群體道德”，而官員的“群體道德”屬性尤其突出。這是因為，官員作為公職人員，其本身彼此間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構成一個特殊的群體。所謂官員的“群體道德”，就是官員群體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取向和道德行為。

　　一方面，官員的“個體道德”和“群體道德”是相一致的，每位官員的“個體道德”都能夠做到表現優良，官員的“群體道德”自然也能得到提升。然而，另一方面，官員的“個體道德”并不等同于“群體道德”，“群體道德”也并非完全取決于“個體道德”。這是因為，官員“群體道德”帶有深深的權力烙印和體制影響，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

　　歷史上，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官官相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等等說法，實質上都說明，官員的“群體道德”超越“個體道德”而存在。一個自身品德優良的官員，置身于官員群體之中，往往不得不“舍個性”而“取共性”，主動或者被動地適應官場環境和規則，服從于整個官員群體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作為。如果官員群體的道德價值發生偏差，那么，單獨的個體官員的道德操守，往往是無能為力的。所以，縱然有屈原、岳飛、包拯、海瑞、于成龍等在個體道德操守上達到相當高度的賢能之官，也無法撼動整個官場的潛規則，無法挽救當時整個官場道德體系趨向沒落的趨勢。更多曾經“飽讀圣賢書”的人，一旦走入官場，就不得不隨波逐流，甚至變本加厲，面目全非。

　　封建時代“以孝治天下”，在法治意識缺失的情形下，其對官員個體道德的重視是極致的，“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的佼佼者，才有資格“治國平天下”，但這并不能避免“禮崩樂壞”的局面反復出現。可見，僅僅強調官員“個體道德”而忽視整個官員群體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作為，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我們在高度重視對官員“個體道德”要求的同時，也要重視對官員“群體道德”的建設。官員“群體道德”，表現為整個官員群體的道德價值觀念，實質上就是整個權力體系的道德價值取向。應該說，在民主法治的時代，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力必須全部用來為人民服務，這是最基本的權力道德規范，也是官員們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群體道德”。有了這樣的“群體道德”，每位官員一旦進入官員群體，就須自覺遵循這一群體規范，其“個體道德”也就隨之得到加強。

　　如果說，加強官員“個體道德”修養，主要靠宣傳學習、嚴格自律、科學考核、有效監督等，那么，加強官員“群體道德”建設，則更需要深化權力運行體制、機制的改革，強化對公權力的依法民主監督約束和績效考核。權力有“權德”，官員才會有“官德”。兩者相鋪相承，整個“官德”建設也就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