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回重審”，竟成了司法“皮球”

　　胡電杰今年40歲，在過去的10年里，將近9年的時間他是在看守所里度過的。這9年中，河南省高院四次發回重審，但河南省濮陽市中院四次對胡電杰作出死緩判決，直到今年1月濮陽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撤訴，這場上訴與發回重審之間的輪回才畫上了休止符。這個河南人一直說自己“確確實實是冤枉的”，可公安、檢察院、法院這些法律上“說了算”的地方，至今沒有一個明確表態認同他的說法。（《中國青年報》11月7日）

　　如果不是濮陽市人民檢察院主動提出撤訴，恐怕這場司法拉劇戰至今仍然不會結束。

　　1997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確定了“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原則，遺憾的是，法律的規定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實踐中，司法機關將“疑罪從無”演變成為“疑罪從輕”的原則，例如，在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案件中，對于明顯疑點重重的案件，司法機關并沒有宣告被告人無罪，而是作出“留有余地的判處”，判處杜培武死緩，判處佘祥林15年。當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案件被揭露出來后，有關司法機關又改變了策略，將“疑罪從無”變成“疑罪從發（發回重審）”“疑罪從掛”。在胡電杰案是如此，在河北清河閆福峰案同樣如此，在那個案件中，河北高院三次發回重審。

　　《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按理說，河南高院在胡電杰案中可以自己查清事實，當然也可以發回重審，但是，當一次次發回重審，濮陽中院仍然是幾乎原封不動地將案件送上來時，河南高院就絕無再發回重審的理由。事實上，早在2003年，最高法院就下發通知，稱“第二審人民法院經過審理，對于原判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案件，只能裁定撤銷原判一次，嚴格禁止多次發回重審”。

　　而上級法院之所以一次次將案件發回重審，將皮球踢回給下級法院，很難說不是在推卸責任。因為，上級法院之所以不維持下級法院疑點重重的判決，可避免犯下類似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的錯誤，承擔錯案責任；另外，上級法院不愿直接作出無罪判決，很可能是擔心無罪判決下達后，引起被害人的不滿，成為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因而，“發回重審”，將皮球踢回給下級，成了上級法院的“明智選擇”。

　　然而，如此周而復始的“發回重審”，卻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背叛。“無罪推定”原則是人權保障的重要體現，然而，上級法院以“發回重審”卻輕輕地將這一原則給拋到九霄云外了。上級法院一次次地發回重審，無非是想通過發回重審，讓偵查機關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有罪證據，然而，案件的審理又回到了“原點”。同時，屢屢“發回重審”也讓上級法院糾正下級法院錯案、監督下級法院公正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功能喪失殆盡，更是對當事人權益的粗暴侵犯。

　　如今，胡電杰終于在“發回重審”的怪圈中解脫出來，但是，至今沒有任何一個機關給他一個說法。何時司法機關才能不再制造“發回重審”怪圈，讓公民“法律安全”有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