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公民免于“被精神病”是立法的責任
11月14日，曾被廣泛關注的五位“被精神病者”彭寶泉、徐武、陳國明、高作喜、周銘德，聯名致信全國人大法工委，建議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民訴法修正案（草案）》和《精神衛生法（草案）》能夠修改監護制度，建議增加保障精神殘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權利，同時提出，精神衛生法應當和民事訴訟法相銜接，應對非自愿住院患者提供司法保護（11月15日《新京報》）。
只有被強制收治過的人，才能體會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望處境。此類“被精神病”案例的發生說明，“被精神病”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病，正在嚴重侵害著公民的權利，讓人們陷于“被精神病”的恐懼之中。“被精神病”案例的發生，除了與權力沒有得到很好的約束和監督外，與我國精神衛生立法的長期缺失有關。至今我國還沒有出臺一部有關收治精神病人的規范法律，對精神病人的認定、監護、強制治療等問題缺乏明確規定，很大程度上導致“被精神病”事件屢屢發生。正是立法的缺失，讓失去監督的權力，有了可乘之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啟動精神衛生立法值得期待。但是，精神衛生立法能否鏟除公民“被精神病”的土壤呢？
我國的精神衛生法立法始于1985年，2010年6月公布了草案，其間歷時25年，至今仍未出臺。目前我國實際存在的“非自愿住院治療”缺乏法律依據。就全國而言，目前主要依據的是衛生部在2001年11月23日發出《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的一個附件——《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該指征列舉了五類需要強制住院的情形，其中第二類是“拒絕接受治療或門診治療困難者。”這顯然是十分荒唐的，一個正常人如果被強行送去住院治療，他當然要拒絕。更重要的是，我國現有的法律對公民“被精神病”的情形缺乏應對舉措，對行為人應當為此承擔什么責任缺乏明確的規定。法律制度的缺失，導致一些無病或無須強制收治的人，被與之有利益沖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喪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該接受治療所帶來的痛苦。對這種“被精神病”的情形，立法者必須要給予足夠重視。立法者必須要思考，如何避免公民“被精神病”？公民“被精神病”了，相關人員該承擔什么責任和后果？
從立法的可行性而言，五位“被精神病者”提出“保障精神殘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權利”和“對非自愿住院患者提供司法保護”的建議是可行的。“被精神病者”被強制收治到精神病院后，也被視為無訴訟行為的人，說話沒人信。特別是現行監護制度存在明顯漏洞，“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權益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律賦予他們有委托代理人的權利，他們就有話語權，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精神病”現象發生。相信立法部門如果采納這一建議，對于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權將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