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人權邏輯否定不了中國的人權進步
時間:2012-01-30 08:32 來源：人民日報
中國農歷新年到來之際，“人權觀察”組織發布了《全球年度報告（2012）》。與往年一樣，該組織一如既往地無端攻擊和指責中國人權狀況，其在一貫的捕風捉影和陳詞濫調的主觀臆斷外，今年更把人權攻擊的主要矛頭放在政治問題上，中國政府正常的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安全、乃至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正常的投票行為都成為攻擊的目標。顯然，這樣的報告已經不是一份人權報告，從根本上說更是一份以人權名義發布的政治報告。
《報告》中政治化人權邏輯的最顯著體現，是它得出的“中國人權環境每況愈下”的結論。眾所周知，“人權環境”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問題，對于“人權環境”的臆斷已經遠遠超出一個以維護人權為標榜的非政府組織所應關注的范圍。更為意味深長的是，《報告》也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與西方國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對立的非政府組織地位，公然倡導西方國家要對中國施加壓力，按照其亞洲部主任布拉德·亞當斯的說法，“中國需要西方國家的市場，所以中國不太可能在經濟上與西方作對，尤其是當西方國家都保持一致立場時；因此，歐洲不應該懼怕中國，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應該加強呼吁中國改善人權。”這表明，“人權觀察”已經實質上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組織，試圖主動通過與政府的合謀來實現自己在人權上的政治目的，在這樣的政治錯位中，人們在《報告》中看不出對中國人權狀況的絲毫關切，對中國政治狀況的攻擊和指責才是真實的旨意所在。
人權的政治化蘊涵著一條西方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共同認可的思維邏輯，這一邏輯的起點是把人權與中國對立起來，首先臆斷中國的人權狀況是“每況愈下”的，然后按圖索驥的從種種傳言、推測乃至臆造中尋找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證據，最后達到扭曲中國的國際形象的目的。在這一邏輯鏈條下，人權已經與人類的價值和尊嚴無關，中國的人權是否取得進步是不重要的，中國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權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國必須在政治上受到批評，中國不能選擇走與自身國情相適應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個主權國家合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權利。在這樣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權思維下，《報告》不僅把自己放到了一個道德審判者的地位，更虛妄地認為自己可以凌駕于國家之上，要求中國按照他們的意志來治理國家。
近年來中國的人權進步是世所公認的，中國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經濟發展成就的同時人權狀況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與本國國情相適應的人權發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對此，《報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認“今年為中國人權狀況進行有效倡導游說的國家政府相對較少”。事實上，報告中羅列的“推測”、“被傳”、“估計”出來的“事實”恰恰是過去一年公認的中國人權的進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權邏輯蘊含著雙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對中國人權狀況以及社會制度的一貫偏見；二是為中國以臆斷的中國“各種侵犯人權行為”制造一個新的政治難題。而這雙重政治含義背后的真實寓意無疑更為深刻，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繼續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和制度霸權意識來從人權上認知和扭曲中國。由此引申出來的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西方一些人為什么會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見，這樣的偏見又是以怎樣的思維方式把人權演繹成為攻擊中國的政治工具的呢？對這一問題做一有益的探討，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報告》真實的政治意圖。
偏見的起點當然是傳統的意識形態思維，遲至今日，這一強大的思維定勢仍然主導著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不可避免地會延續這樣的扭曲認知，而且，只要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西方就會堅持對中國的制度性扭曲，就會始終在意識深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對西方制度的威脅和挑戰。
冷戰結束以后，西方對自己的政治制度產生出莫名的優越感和對其他所有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制度性傲慢與偏見，認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價值的。正是基于這樣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會肆無忌憚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運動”，任何一種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會受到嚴厲的輿論攻擊和打壓，相關國家也因此被貼上“不民主”、“專制”、乃至“無賴國家”的政治標簽，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對中國的人權態度上，當然會與制度威脅心態相融合，形成更加強烈的政治偏見。在此意義上，《報告》隱含的是一種新“中國崩潰論”：既然不能在經濟上指望中國“崩潰”，那就通過人權這一政治武器從內部促使中國崩潰。這是《報告》刻意強調“阿拉伯之春”，臆斷“阿拉伯之春”使“中國政府感到焦慮不安”的真實動機。
近年來，中國在堅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時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促使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在過去的威脅、傲慢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涵，這就是對中國發展的焦慮和不安。一方面，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導致了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相應提高，“北京共識”更表明中國模式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汲取發展養分的來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則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資為本”的發展模式和利己主義的國家利益觀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批評和質疑。在此消彼長的發展趨勢下，西方對中國的發展更加缺乏制約手段，恐懼、傲慢和焦慮構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國形象的復合性內在邏輯鏈，在這些心態支配下，西方一些人從來不會認真考慮中國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權狀況的，不愿承認中國的人權狀況始終處于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之中，扭曲中國的人權狀況和國家形象成為其無奈的政治選擇。
理解了人權政治化的真實意圖，只會促使中國政府和人民對自己的人權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覺，中國當然在人權領域還存在諸多不足和改進之處，中國當然也以開放的心態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權發展的中肯批評和建議。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責和無端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時或許更應該正視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如果13億中國人民不是生活在一個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權利保障不斷增強的社會制度下，中國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發出高漲的發展熱情，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跡？(劉 杰)
《報告》中政治化人權邏輯的最顯著體現，是它得出的“中國人權環境每況愈下”的結論。眾所周知，“人權環境”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問題，對于“人權環境”的臆斷已經遠遠超出一個以維護人權為標榜的非政府組織所應關注的范圍。更為意味深長的是，《報告》也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與西方國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對立的非政府組織地位，公然倡導西方國家要對中國施加壓力，按照其亞洲部主任布拉德·亞當斯的說法，“中國需要西方國家的市場，所以中國不太可能在經濟上與西方作對，尤其是當西方國家都保持一致立場時；因此，歐洲不應該懼怕中國，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應該加強呼吁中國改善人權。”這表明，“人權觀察”已經實質上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組織，試圖主動通過與政府的合謀來實現自己在人權上的政治目的，在這樣的政治錯位中，人們在《報告》中看不出對中國人權狀況的絲毫關切，對中國政治狀況的攻擊和指責才是真實的旨意所在。
人權的政治化蘊涵著一條西方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共同認可的思維邏輯，這一邏輯的起點是把人權與中國對立起來，首先臆斷中國的人權狀況是“每況愈下”的，然后按圖索驥的從種種傳言、推測乃至臆造中尋找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證據，最后達到扭曲中國的國際形象的目的。在這一邏輯鏈條下，人權已經與人類的價值和尊嚴無關，中國的人權是否取得進步是不重要的，中國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權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國必須在政治上受到批評，中國不能選擇走與自身國情相適應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個主權國家合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權利。在這樣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權思維下，《報告》不僅把自己放到了一個道德審判者的地位，更虛妄地認為自己可以凌駕于國家之上，要求中國按照他們的意志來治理國家。
近年來中國的人權進步是世所公認的，中國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經濟發展成就的同時人權狀況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與本國國情相適應的人權發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對此，《報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認“今年為中國人權狀況進行有效倡導游說的國家政府相對較少”。事實上，報告中羅列的“推測”、“被傳”、“估計”出來的“事實”恰恰是過去一年公認的中國人權的進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權邏輯蘊含著雙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對中國人權狀況以及社會制度的一貫偏見；二是為中國以臆斷的中國“各種侵犯人權行為”制造一個新的政治難題。而這雙重政治含義背后的真實寓意無疑更為深刻，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繼續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和制度霸權意識來從人權上認知和扭曲中國。由此引申出來的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西方一些人為什么會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見，這樣的偏見又是以怎樣的思維方式把人權演繹成為攻擊中國的政治工具的呢？對這一問題做一有益的探討，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報告》真實的政治意圖。
偏見的起點當然是傳統的意識形態思維，遲至今日，這一強大的思維定勢仍然主導著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不可避免地會延續這樣的扭曲認知，而且，只要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西方就會堅持對中國的制度性扭曲，就會始終在意識深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對西方制度的威脅和挑戰。
冷戰結束以后，西方對自己的政治制度產生出莫名的優越感和對其他所有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制度性傲慢與偏見，認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價值的。正是基于這樣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會肆無忌憚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運動”，任何一種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會受到嚴厲的輿論攻擊和打壓，相關國家也因此被貼上“不民主”、“專制”、乃至“無賴國家”的政治標簽，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對中國的人權態度上，當然會與制度威脅心態相融合，形成更加強烈的政治偏見。在此意義上，《報告》隱含的是一種新“中國崩潰論”：既然不能在經濟上指望中國“崩潰”，那就通過人權這一政治武器從內部促使中國崩潰。這是《報告》刻意強調“阿拉伯之春”，臆斷“阿拉伯之春”使“中國政府感到焦慮不安”的真實動機。
近年來，中國在堅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時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促使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在過去的威脅、傲慢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涵，這就是對中國發展的焦慮和不安。一方面，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導致了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相應提高，“北京共識”更表明中國模式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汲取發展養分的來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則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資為本”的發展模式和利己主義的國家利益觀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批評和質疑。在此消彼長的發展趨勢下，西方對中國的發展更加缺乏制約手段，恐懼、傲慢和焦慮構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國形象的復合性內在邏輯鏈，在這些心態支配下，西方一些人從來不會認真考慮中國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權狀況的，不愿承認中國的人權狀況始終處于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之中，扭曲中國的人權狀況和國家形象成為其無奈的政治選擇。
理解了人權政治化的真實意圖，只會促使中國政府和人民對自己的人權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覺，中國當然在人權領域還存在諸多不足和改進之處，中國當然也以開放的心態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權發展的中肯批評和建議。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責和無端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時或許更應該正視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如果13億中國人民不是生活在一個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權利保障不斷增強的社會制度下，中國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發出高漲的發展熱情，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跡？(劉 杰)
編輯:趙靜
